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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日期:2019-10-08编辑作者:中国古代

时间:2007-3-9 17:40:45 来源:不详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革命纲领是尽人皆知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人们已做了相当多的研讨,而对民生主义及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影响如何评估?似乎仍有讨论研究的余地。本文试图对此略做一些分析与评述,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批评和讨论。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10年09月16日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批判了统治中国思想界二千余年的孔孟儒学,人民大众获得一次思想解放。由于解除了禁锢,人们不但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既有“全盘西化”的高论,也有尊孔读经的要求,思想界空前活跃。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失败,暴露了国家衰弱、民族受欺凌的可悲处境。茫茫神州,出路何在?这是有良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在严肃思考的问题。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革命纲领是尽人皆知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人们已做了相当多的研讨,而对民生主义及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影响如何评估?似乎仍有讨论研究的余地。本文试图对此略做一些分析与评述,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批评和讨论。

孙中山象中国历代革命领袖一样,极为关注民生问题。民生疾苦是每一次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寻求并许诺一种解决民生疾苦的理想方案便是革命领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革命纲领是尽人皆知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人们已做了相当多的研讨,而对民生主义及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影响如何评估?似乎仍有讨论研究的余地。本文试图对此略做一些分析与评述,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批评和讨论。

到护法运动的后期,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已步入其晚年阶段。但是,他仍然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振兴中华之志未减。这时的孙中山,根据形势的发展与理论界的动向,不断发展其三民主义学说。他以民本思想为本位,继续吸纳、融合一些西方政治学说,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以图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构成了他晚年思想中儒学倾向的特色。

孙中山象中国历代革命领袖一样,极为关注民生问题。民生疾苦是每一次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寻求并许诺一种解决民生疾苦的理想方案便是革命领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他觉得,他所领导的革命,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以防止今后再发生革命。防止革命的首要办法就是均贫富,均贫富的办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

孙中山象中国历代革命领袖一样,极为关注民生问题。民生疾苦是每一次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寻求并许诺一种解决民生疾苦的理想方案便是革命领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孙中山在给翟理斯的信中讲到,他13岁毕经业。此说未免夸大,但他受过孔孟儒学的熏陶,当是没有疑问的。1923年,他在总结自己的思想来源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说法。至于是如何因袭我国固有思想的,1924年2月,他对日本记者有过一次谈话:“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这段话有很大的偏颇性,显然是为了向外、国人表示他的思想不是外来的。在《孙文学说》中,他说在伦敦被难后留居欧洲,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于所见所闻中取得心得,三民主义之主张才得以完成,即“规抚”了西方的学说事迹,才形成三民主义。这段话,较上述“演绎”说,更为确切一些。

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他觉得,他所领导的革命,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以防止今后再发生革命。防止革命的首要办法就是均贫富,均贫富的办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

照孙中山自述,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于伦敦蒙难后不久。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可见,从那时起,民生主义已构成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又把他的民生主义与欧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在伦敦清使馆被拘,向仆人寻求援助时,便自称是中国社会党。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早有所闻。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是西方社会主义。[②]但我们不能忽略,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使他一开始就考虑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他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制度,乃至古代的“井田”,王莽的“均田”,王安石的“青苗”,皆视为民生主义。[③]他特别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欧洲到日本后,他多次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他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己,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④]他对章太炎也说到,农民收获三分之二被田主和赋税所夺,原因即在于土地为地主私有。土地乃天然之物,不应私有,应使劳动者有平等的机会享用它,“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⑤]而这时在日本正有“土地复权会”在活动,其领袖则是与孙中山极其接近的宫崎寅藏的哥哥宫崎民藏。他们之间的互相沟通是不言而喻的。

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他觉得,他所领导的革命,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以防止今后再发生革命。防止革命的首要办法就是均贫富,均贫富的办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

1921年12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话时,讲到他与孔子的继承关系。据马林向伊罗生说,在他访问孙时,孙告诉他:为说服一个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但是,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却将上述记述歪曲为,1924年,一个俄国革命家去广东问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回答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又问一次,孙仍以这种话去答复(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602页。)。上面两则记述,为同一件事,戴氏未参加桂林谈话,时间也弄错了;他用这种编造去论证其所谓孙中山继承“道统”的理论,所以是不可信的。

照孙中山自述,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于伦敦蒙难后不久。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可见,从那时起,民生主义已构成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又把他的民生主义与欧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在伦敦清使馆被拘,向仆人寻求援助时,便自称是中国社会党。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早有所闻。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是西方社会主义。[②]但我们不能忽略,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使他一开始就考虑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他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制度,乃至古代的“

冯自由还指出,这时,孙中山已表现出颇倾心于美国的亨利·乔治的土地单税论。[⑥]

照孙中山自述,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于伦敦蒙难后不久。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可见,从那时起,民生主义已构成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又把他的民生主义与欧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在伦敦清使馆被拘,向仆人寻求援助时,便自称是中国社会党。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早有所闻。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是西方社会主义。[②]但我们不能忽略,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使他一开始就考虑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他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制度,乃至古代的“井田”,王莽的“均田”,王安石的“青苗”,皆视为民生主义。[③]他特别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欧洲到日本后,他多次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他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己,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④]他对章太炎也说到,农民收获三分之二被田主和赋税所夺,原因即在于土地为地主私有。土地乃天然之物,不应私有,应使劳动者有平等的机会享用它,“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⑤]而这时在日本正有“土地复权会”在活动,其领袖则是与孙中山极其接近的宫崎寅藏的哥哥宫崎民藏。他们之间的互相沟通是不言而喻的。

戴季陶说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实在过于武断,而孙中山对马林说的话,即强调他是自孔子以来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将对传统的继承定位在改革上,却大体上是可信的。立足于变革孙中山还将他的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接轨,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对于一个长期居留日本,与明治维新志士有深交的孙中山来说,维新以来采用“和魂洋才”理论的实践,自然有深刻印象,他充分了解文明的善果,同时也充分了解文明的恶果。如果说,1911年以前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不晓国中情伪的话,那么,经过1912年游历南北各地,他已经明白“国情”,即“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须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民国政府成立十二、三年过去了,社会并没有多少进步,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关键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故他晚年对自由、平等、博爱讲得少了,大量的言论是提倡恢复民族固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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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融铸古今中外有关解决民生问题的各种思想学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平均地权”思想。1903年初,在越南建立兴中会分会时,把它列入誓词之中。

冯自由还指出,这时,孙中山已表现出颇倾心于美国的亨利·乔治的土地单税论。[⑥]

孙中山所强调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二千多年来被中国统治阶级尊崇的孔孟儒学。他提出“恢复旧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把全部旧的传统恢复,让国人重新奉为经典,而是要恢复“一切国粹”,即传统文化中迄今仍然有用、菁华的东西。传统是观念形态,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有继承性的,只要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继承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份,经过筛选,达到社会的认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孙中山主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个意思。

孙中山有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他在1903年12月发表于《警钟日报》的《致友人书》便是如此。1905年再度欧游,他主动找到社会党总部,表明自己与他们是同一理想,同一目标的同志。但虽如此,孙中山在同自己党内同志谈话中,并不经常提社会主义。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发刊词中把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孙中山都以民生主义来概称自己有关社会民生问题的主张。

孙中山融铸古今中外有关解决民生问题的各种思想学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平均地权”思想。1903年初,在越南建立兴中会分会时,把它列入誓词之中。

孙中山晚年仍然致力于阐发其三民主义,他一方面承认,“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效法欧美”,认为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相通;另方面,他又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西方学说更紧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作如下概述:

孙中山有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他在1903年12月发表于《警钟日报》的《致友人书》便是如此。1905年再度欧游,他主动找到社会党总部,表明自己与他们是同一理想,同一目标的同志。但虽如此,孙中山在同自己党内同志谈话中,并不经常提社会主义。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发刊词中把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孙中山都以民生主义来概称自己有关社会民生问题的主张。

在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内涵”之后,他紧接着又讲演三民主义,前后十八讲,其内容,显然与《宣言》多所不同。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庚子前后:孙中山在同梁启超、章太炎讨论中国土地问题时,主要想法是反对或消灭地主所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将土地租给有力耕作的农民,农民直接交租给国家,国家以此为主要收入。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作如下概述:

《宣言》中所讲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讲演中,他反对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大同。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241、243页。)

同盟会成立前后: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总部,解释他自己的社会革命主张时说过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

庚子前后:孙中山在同梁启超、章太炎讨论中国土地问题时,主要想法是反对或消灭地主所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将土地租给有力耕作的农民,农民直接交租给国家,国家以此为主要收入。

4166am金沙,将民族主义与旧道德衔接起来,三民主义与固有文化相契合,已进入主题。道德是内省的事,讲民族主义而言恢复旧道德,实际是将先儒“内圣外王”理论引入三民主义学说之中。讲到恢复日道德和国民的内省功夫,孙中山对军人、学生及普通国民,都有所要求。

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演说中,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均甚明确提出核定地价,原价归原地主,涨价归国家,国家可以按价收买,并且突出了土地单税论的主张,即国家单收地租一项,“现今苛捐尽数蠲除”,“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⑦]

同盟会成立前后: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总部,解释他自己的社会革命主张时说过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

早在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军人精神讲话,便说,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三十年前提倡的这种革命,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他讲解“军人之精神,为智、仁、勇三者。”讲话通篇便是解释这个道理。这智、仁、勇理论何所从来?实出《论语·子罕第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孙中山以其现代意识,重新演绎,成为教育军人的理论武器。这篇讲演还说到军人的决心要准备成功、成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孔孟儒学的要义,孙中山用它来教育军人,足证他对军人的行为规范,仍以儒学为灵魂。

其他革命党人关于民生主义的阐释:民国成立前,孙中山没有很具体地谈论对资本家的政策。他认为工商业者靠自己的才力获得财富,与地主依靠本应属全体人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垄断以获得财富不同。但同盟会成立后,他的几个热心宣传民生主义的战友,如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等却都明确地提到大资本国有的主张。我们可以推想,孙中山是同意他们的说法的。倘他认为胡、朱等人说法原则上有违他的本意,是不会不过问的。但孙中山本人确实在民国成立前极少谈论资本家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此问题尚非当务之急。革命经费主要来源于华侨资本家,大谈资本国有会伤害华侨资本家支援革命的积极性。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大任务已完成,实行民生主义成为主要课题,一旦实行民生主义,资本家会应势而出,故必须筹谋对策,乃特别宣传大资本国有,私人不得操纵国计民生的主张。

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演说中,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均甚明确提出核定地价,原价归原地主,涨价归国家,国家可以按价收买,并且突出了土地单税论的主张,即国家单收地租一项,“现今苛捐尽数蠲除”,“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⑦]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孙中山决定将广东3所大专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该校领导当局要求孙中山题写校训,以为师生准绳。孙中山经过思考,便题写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0个字。人所共知,上述五端,是《中庸》里记载的话(《中庸》原文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颐注:“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问、思、辨,落实在行,从做学问一途来说,迄今仍不能说有什么比它更好的过程,所以,今日中山大学仍执为校训,这是有其道理的。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最不易为一般党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民生主义。1903年12月12日,孙中山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答友人书。解答人们对民生主义的疑问。那时距离他把民生主义正式写进誓词还不到一年。而公开发表此信,说明有疑问的人正不在少数。据冯自由记载,1905年筹立同盟会,首次集议时,便“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⑧]有疑义而至于“要求取消”,则已有反对之意。孙中山做了一小时的解释,仅使众人“无言”而已,似并未真正说服存疑者。以后的事实证明,不少党人对民生主义仍存疑惑。冯自由说:“当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远大,虽经总理剀切讲解,一致赞成之后,对于未来之社会经济问题殊不重视。且有视为不急之务者。本部干事某等,以有志入会者问题纷起,解释困难,遂有另立他种团体名称及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者。”[⑨]

其他革命党人关于民生主义的阐释:民国成立前,孙中山没有很具体地谈论对资本家的政策。他认为工商业者靠自己的才力获得财富,与地主依靠本应属全体人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垄断以获得财富不同。但同盟会成立后,他的几个热心宣传民生主义的战友,如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等却都明确地提到大资本国有的主张。我们可以推想,孙中山是同意他们的说法的。倘他认为胡、朱等人说法原则上有违他的本意,是不会不过问的。但孙中山本人确实在民国成立前极少谈论资本家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此问题尚非当务之急。革命经费主要来源于华侨资本家,大谈资本国有会伤害华侨资本家支援革命的积极性。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大任务已完成,实行民生主义成为主要课题,一旦实行民生主义,资本家会应势而出,故必须筹谋对策,乃特别宣传大资本国有,私人不得操纵国计民生的主张。

在孙中山遗着中,未见“内圣外王”的言论。但是,讲道德修养,便是讲“内圣”的功夫。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他说,当前新文化的势力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他主张保存旧道德中好的东西,于是便讲这“八德”的价值。他要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讲仁爱,他引证“仁民爱物”;讲信义,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具体分析一下,这里可能包含几种情况。一种是一般革命党人只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热情,对民权、共和已不甚了了,而对民生主义,则觉得甚为新奇,难以理解和接受,用柳亚子的话说,对民生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⑩]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留学青年,他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对民生主义有所了解,但认为是“不急之务”,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再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鉴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往往对民生主义疑问甚多,解释殊不容易。他们从发展实际革命运动上考虑,认为不如去掉民生主义,反而更易于吸引群众,扩大革命队伍。欧洲同盟会的某些骨干如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就曾采取这种办法,在同盟会外另立名目曰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删掉了“平均地权”。[①①]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东京组织起来的。其首倡人物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都是实际革命活动家,在下层社会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为推进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意主联络长江一带很有势力的会党群众。而会党中人,新知识甚少,对民生主义殊难了解。他们乃断然舍弃“平均地权”的口号,而改为“平均人权”。[①②]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最不易为一般党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民生主义。1903年12月12日,孙中山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答友人书。解答人们对民生主义的疑问。那时距离他把民生主义正式写进誓词还不到一年。而公开发表此信,说明有疑问的人正不在少数。据冯自由记载,1905年筹立同盟会,首次集议时,便“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⑧]有疑义而至于“要求取消”,则已有反对之意。孙中山做了一小时的解释,仅使众人“无言”而已,似并未真正说服存疑者。以后的事实证明,不少党人对民生主义仍存疑惑。冯自由说:“当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远大,虽经总理剀切讲解,一致赞成之后,对于未来之社会经济问题殊不重视。且有视为不急之务者。本部干事某等,以有志入会者问题纷起,解释困难,遂有另立他种团体名称及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者。”[⑨]

不仅如此,在恢复旧道德之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他所指的是,“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对这种世界各国都没有,为中国独有的瑰宝,是应该保存的。尤其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他认为,“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国人不讲修身。“孔子以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孙中山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中国还要讲古来施行的好政策,“济弱扶倾”,使小国能保持独立。总之,“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孙中山全集》第9卷,见第24l——253页。)

这里不能不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此会1910年即已开始蕴酿,至1911年7月31日始在上海宣告成立。其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①③]没有提民生主义,也没有照搬同盟会的誓词,而是把同盟会纲领中民族、民权的内容结合一起,以非常明晰的文字强调了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从前喜欢依某种教条公式剪裁历史的人们总是责备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共进会抛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叛离。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今天是否仍有人尊信,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抛开成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弄清当时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什么?人们对它如何认识?提出什么主张?进行了怎样的奋斗?力图取消这种历史课题的努力,自然是应当批判的;回避这一历史课题也是不能赞成的。凡是试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努力,不论其正确的程度如何,成功的机会如何,我们都应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历史课题是推翻腐朽的,毫无效率的,卖国残民的清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以便为国家争得走向现代化的机会。从这种角度去观察问题,不但当时的立宪派应给予充分肯定,就是统治集团中某些确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至于革命党人中不同组织,不同派别,不同色彩的人物,就更不能随意否定了。事实上,我们上面提到的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辛亥革命都是起了相当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具体分析一下,这里可能包含几种情况。一种是一般革命党人只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热情,对民权、共和已不甚了了,而对民生主义,则觉得甚为新奇,难以理解和接受,用柳亚子的话说,对民生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⑩]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留学青年,他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对民生主义有所了解,但认为是“不急之务”,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再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鉴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往往对民生主义疑问甚多,解释殊不容易。他们从发展实际革命运动上考虑,认为不如去掉民生主义,反而更易于吸引群众,扩大革命队伍。欧洲同盟会的某些骨干如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就曾采取这种办法,在同盟会外另立名目曰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删掉了“平均地权”。[11]另一个显着的例子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东京组织起来的。其首倡人物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都是实际革命活动家,在下层社会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为推进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意主联络长江一带很有势力的会党群众。而会党中人,新知识甚少,对民生主义殊难了解。他们乃断然舍弃“平均地权”的口号,而改为“平均人权”。[12]

由此可见,孙中山讲恢复旧道德,是将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发扬,其遣词命意,犹如今人之昌言弘扬中华文化。人类社会之存活,当然要有法制,村夫野老也晓得,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法律意识要深入人心,知法、守法,不仅仅是使人知刑、畏刑、服刑,还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先是人心有序,然后才能社会有序。道德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其内涵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应当是其内核。孙中山以其严肃的使命感,以恢复旧道德、振兴中华为职志,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他讲述两个文明,即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1912年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讲到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在《孙文学说》中,又讲心性文明、物质文明,在中国近代是第一人。他强调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相辅为用,从方向上说,也是正确的。

特别应当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袖宋教仁,他放弃民生主义的口号,绝不是他不了解民生主义,更不是他反对民生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教仁对民生主义有关理论知识的了解,决不逊于任何革命党人。他头脑清楚,富于独立思想,用心研究各种政治问题,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领袖人才。在同盟会成立时,他作为骨干分子,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曾提出任何疑问,他的日记反映出他与日本土地复权联盟的领袖交往颇多,还同俄国革命党人一起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他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长文。这些足以说明他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研究。

这里不能不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此会1910年即已开始蕴酿,至1911年7月31日始在上海宣告成立。其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①③13]没有提民生主义,也没有照搬同盟会的誓词,而是把同盟会纲领中民族、民权的内容结合一起,以非常明晰的文字强调了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从前喜欢依某种教条公式剪裁历史的人们总是责备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共进会抛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叛离。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今天是否仍有人尊信,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抛开成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弄清当时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什么?人们对它如何认识?提出什么主张?进行了怎样的奋斗?力图取消这种历史课题的努力,自然是应当批判的;回避这一历史课题也是不能赞成的。凡是试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努力,不论其正确的程度如何,成功的机会如何,我们都应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历史课题是推翻腐朽的,毫无效率的,卖国残民的清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以便为国家争得走向现代化的机会。从这种角度去观察问题,不但当时的立宪派应给予充分肯定,就是统治集团中某些确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至于革命党人中不同组织,不同派别,不同色彩的人物,就更不能随意否定了。事实上,我们上面提到的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辛亥革命都是起了相当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应当指出,孙中山主张恢复旧道德,并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在新旧冲突中站在旧派一边要求尊孔读经,他是企图使儒学现代化,用传统道德来补充三民主义学说中精神文明部分之不足,或者说,是希望将传统文化三民主义化,使之适应20世纪中国的发展,对于一个急切希望改变国家衰落状况的革命家来说,考虑到国情的种种实际,要新旧并用,他的设想,能说是不合理的吗?

既然宋教仁相当了解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何以不把民生主义列入他亲自策划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宋氏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不到两星期,在《民立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①④]研究此文,便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

特别应当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袖宋教仁,他放弃民生主义的口号,绝不是他不了解民生主义,更不是他反对民生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教仁对民生主义有关理论知识的了解,决不逊于任何革命党人。他头脑清楚,富于独立思想,用心研究各种政治问题,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领袖人才。在同盟会成立时,他作为骨干分子,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曾提出任何疑问,他的日记反映出他与日本土地复权联盟的领袖交往颇多,还同俄国革命党人一起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他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长文。这些足以说明他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研究。

如果说,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恢复旧道德的主张体现了新“内圣”即道德修养要求的话,那么,民权主义与《实业计划》,则体现了他的新“外王”,即实践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篇文章里,宋氏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分为四派: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四大派的区分是相当正确的。尤应注意,宋氏对这四大派各自的实质的认识也是相当准确的。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对现制度、现政权、以及一切现存秩序都是绝对否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要求消灭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是结大团体用政治力量取得政权,然后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则是现有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政策。宋氏问道:今日在中国主张社会主义,究竟是哪一种社会主义呢?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否认真考虑过现实社会状况与自己的主张之间成一种什么关系?是否考虑过,实行此主义将引出何种实际后果呢?显然,这些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表明宋教仁这位一向肯面对实际的革命家,是唯一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也正因为他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他才毅然在自己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中删去了民生主义的内容。

既然宋教仁相当了解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何以不把民生主义列入他亲自策划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宋氏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不到两星期,在《民立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14]研究此文,便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

今请言孙中山所论儒学与民权主义的关系。

在革命党中还有一部分不赞成民生主义的人,主要是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他们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农村。他们带有明确的土地要求,主张革命后应将土地收归公有,然后交给农民耕种。孙中山早年也持此主张。后来渐渐信奉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又杂揉一些西方社会主义观念。这与原来主要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正是民生主义不易赢得普通人的理解和赞成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这篇文章里,宋氏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分为四派: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四大派的区分是相当正确的。尤应注意,宋氏对这四大派各自的实质的认识也是相当准确的。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对现制度、现政权、以及一切现存秩序都是绝对否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要求消灭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是结大团体用政治力量取得政权,然后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则是现有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政策。宋氏问道:今日在中国主张社会主义,究竟是哪一种社会主义呢?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否认真考虑过现实社会状况与自己的主张之间成一种什么关系?是否考虑过,实行此主义将引出何种实际后果呢?显然,这些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表明宋教仁这位一向肯面对实际的革命家,是唯一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也正因为他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他才毅然在自己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中删去了民生主义的内容。

《孙文学说》写道:“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这里所指的合理、合情、合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从上述可见,民生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实际革命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号召力,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甚至有时为了推进实际的革命运动,还不得不放弃这个口号。

在革命党中还有一部分不赞成民生主义的人,主要是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他们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农村。他们带有明确的土地要求,主张革命后应将土地收归公有,然后交给农民耕种。孙中山早年也持此主张。后来渐渐信奉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又杂揉一些西方社会主义观念。这与原来主要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正是民生主义不易赢得普通人的理解和赞成的重要原因所在。

孙中山十分推崇三代之治。他引用《孟子》“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话,他说,“用七十里和百里这样小的土地来做根本,何以能统一中国呢?就是因为成汤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由于有此评价,他对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行为,极为称赞,说孔子删诗书,作《春秋》,注意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页。)。在《民权主义》讲演中,再次讲到他所称颂的古代政治。他说: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只有他们才“上无愧于天,下无作于民。”他们的长处,一是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另一个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所以几千年后都被歌功颂德。根据中国的传统,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如果应用民权,比较适宜得多,“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到。“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263页。)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和他的某些最亲密的战友却一直很热心宣传民生主义呢?

从上述可见,民生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实际革命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号召力,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甚至有时为了推进实际的革命运动,还不得不放弃这个口号。

孙中山在强调民权思想是中国固有思想的同时,也承认“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315页。)

如上所述,孙中山作为从下层社会涌现出来的领袖,对民生的关切乃是他献身革命的重要动机之一。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又颇读了一些西方的政治书籍与文献。于是选择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又参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如约翰·穆勒等人的主张,遂形成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个方案自然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一思想既经形成,便成了他革命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纲领。不管别人对它如何看法,他作为革命领袖,不能放弃这一纲领。对他来说,放弃这一纲领就等于放弃了他革命的一部分目标,就放弃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部分资格,一部分责任。所以,尽管许多人对此不了解,不热心,他还是坚持不懈,并力图说服他的同志们。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和他的某些最亲密的战友却一直很热心宣传民生主义呢?

孙中山一方面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出欧美传进来的”,这两种说法是不是互相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二者确实是不一致。在这里,刚好表现出孙中山思想融贯中西。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主权在民,全民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以及五权宪法中的主要部份,无疑都是“规抚”西方的事迹与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中所缺乏的。但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实发端于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这点也是对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民主体意识,孙中山从小耳熟能详,这些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有贯通之处,经过孙中山对于权与能的区分,吸收了中国官吏考试、监察制度的优良传统,一个主权在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兴邦建国”的民主制度,便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构思中形成了。

而且,必须肯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纲领,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上所述,孙中山作为从下层社会涌现出来的领袖,对民生的关切乃是他献身革命的重要动机之一。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又颇读了一些西方的政治书籍与文献。于是选择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又参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如约翰·穆勒等人的主张,遂形成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个方案自然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一思想既经形成,便成了他革命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纲领。不管别人对它如何看法,他作为革命领袖,不能放弃这一纲领。对他来说,放弃这一纲领就等于放弃了他革命的一部分目标,就放弃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部分资格,一部分责任。所以,尽管许多人对此不了解,不热心,他还是坚持不懈,并力图说服他的同志们。

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这样,他的重心便在实践。三民主义不是一般的仁爱主张,而是改造社会的纲领。同时,孙中山为了改造人心,提出以“知难行易”学说代替传统的“知易行难”理论,以“分知分行”取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孙文学说》称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并完全否定自己在1905年对留日学生讲过的,认为阳明学有功于明治维新的话。说者谓,“他一直不了解王阳明,他对王阳明的批评是不相应的。”(王邦雄:《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开展》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按王阳明创立心学体系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统治,但他颂扬人们思想上的主观因素,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即心力。孙中山实受其影响,认为“政治之降污,系乎之人心之振靡,”又谓“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其说与阳明心学之关系,至为明显。)。他也认为卢梭的《民约论》所主张的“民权天赋”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历史进化的事实,不是真知;不过他吸收其“主权在民”思想,也肯定卢梭提倡民权的始意,还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

迄今的研究者,多半只限于引述列宁的评论或基本上从政治上考虑对民生主义加以肯定。还甚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真正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认真分析以平均地权为基本内容的民生主义的确切意义。笔者不避简陋,想对此做一点经济学上的分析。

而且,必须肯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纲领,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孙中山看来,自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一百年多时间里,都是为了争民权,是“君权与民权竞争之时代”,因此他提倡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民权思想作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来源于汤武革命“应乎天,顺乎人”,继承“民贵君轻”,“国以民为本”,兼收了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因袭儒学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但并不是到此为止,在指出“民权天赋”说不合理之后,他认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主张以“革命民权”去代替“天赋人权”。与此相关连,他也吸收了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演绎成“五权宪法”。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发端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吸收了西方思想学说的各种精华,熔于一炉,“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

孙中山始终未及形成平均地权的具体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打算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实行这一纲领。他的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比如某地主某块地一亩定价二千,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增值,一亩可贵至一万,则二千归原地主,八千归国家。如地主故意定高价,则土地出售前,每年按价征高税额,地主并无利可图。如地主想轻税而故报低价,则政府可按所报之低价收买,得益的仍是国家。所以,孙中山说,核定地价是最为公平合理的办法。

迄今的研究者,多半只限于引述列宁的评论或基本上从政治上考虑对民生主义加以肯定。还甚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真正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认真分析以平均地权为基本内容的民生主义的确切意义。笔者不避简陋,想对此做一点经济学上的分析。

“民生”一词,在儒家典籍中多见。孙中山说,“民生”两个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我们常说“国计民生”。他给“民生”下个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他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由于孙中山明确指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讲到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看法,因此,他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含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点是很清楚的。民生主义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且是在欧洲考察发现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要发生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提出的理论,因此,这个民生主义理论,它的形成,主要还是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应说明,政府不可能靠收买全部土地的办法来实行土地国有。革命前,一部分革命党人在宣传民生主义时,误说国家将收买全国土地,有人甚至表示,此一政策须依靠暴力助其实现。这是不切实际的。另一种说法,政府主要依赖收取土地买卖中的增价部分来充实国库,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既然增价归公,土地买卖便不可能经常发生。国家不可能依赖这种不经常的不稳定的土地买卖来保证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可靠的,经常的,稳定的收入还是靠征收土地税。这就是说,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方案最基本的含义是通过征收地价税的形式,把地租——原来土地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而获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交给国家,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显然,地价税应当相当于原来的地租。因为如果低于地租,就未能将全部地租交给国家,也就未能实现真正的土地国有化。如果高于地租,地主一无所图,土地对于他就完全失去财产的意义了。从经济上说,他只有放弃土地所有权,把它卖掉,还略可获得基本地价。可是既然地租归公已成国策,那么,谁还愿意花重价——那怕是花低于原定价的钱去买一个空头地主的名义呢?而国家显然无力收买全部土地,所以卖地之法亦非普遍可行。这样,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他只有从其他途径来寻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走的路是向土地承租者,或者说土地经营者打主意,从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中榨取一部分出来以补损失掉的地租。这时,如果土地经营者是一个工业资本家,他除了交出相当于地租的地价税以外,还要从自己应得的利润中扣出一部分交给名义上的地主——原土地所有者。而这个资本家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同时必须设法保卫自己的利益,他的出路只有提高利润率,即除了地租和平均利润以外,他还要追求一个高出上述两者之和的多余利润。这个多余利润的来源,显然只有从工人身上取得,也就是资本家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如果土地经营者是一个农业资本家,依同样的理由,他必须加强对农业工人的榨取。如果土地经营者是农民,那么,他就必须从自己应得的收入中提出一部分来交给原土地所有者,否则,他将租不到土地。

孙中山始终未及形成平均地权的具体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打算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实行这一纲领。他的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比如某地主某块地一亩定价二千,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增值,一亩可贵至一万,则二千归原地主,八千归国家。如地主故意定高价,则土地出售前,每年按价征高税额,地主并无利可图。如地主想轻税而故报低价,则政府可按所报之低价收买,得益的仍是国家。所以,孙中山说,核定地价是最为公平合理的办法。

孙中山晚年讲民生主义,将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国计民生”思想联为一体,从传统文化中证实民生主义的合理性。他说的解决民生问题,即是解决社会问题,要将社会革命消弭于萌芽之中,这样,他所要解决的,是指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由于剩余价值等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法则、规律造成的阶段斗争、分配不均等社会现象,这就远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国计民生了。民生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学说,与二千多年前儒家载籍中所讲的“民生”,关系不大。

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终究要受到经济规律本身限制,长期过分的榨取会损害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时甚至会激起罢工反抗。而且,使广大劳动者长期处于过度贫困状态,将使资本的扩张失去内在的冲力。所以,超额榨取劳动者,从经济学上说,这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经常的唯一的出路。于是我们进一步看到,既然原土地所有者倾向于卖掉土地,而资本家与其除了交出地租以外还要交出一部分利润,那就不如自己买下土地。唯有小农将面临严峻的命运,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之下,他们中一小部分或许有机会侥幸成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部分将破产,沦为无产者。

但应说明,政府不可能靠收买全部土地的办法来实行土地国有。革命前,一部分革命党人在宣传民生主义时,误说国家将收买全国土地,有人甚至表示,此一政策须依靠暴力助其实现。这是不切实际的。另一种说法,政府主要依赖收取土地买卖中的增价部分来充实国库,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既然增价归公,土地买卖便不可能经常发生。国家不可能依赖这种不经常的不稳定的土地买卖来保证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可靠的,经常的,稳定的收入还是靠征收土地税。这就是说,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方案最基本的含义是通过征收地价税的形式,把地租——原来土地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而获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交给国家,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显然,地价税应当相当于原来的地租。因为如果低于地租,就未能将全部地租交给国家,也就未能实现真正的土地国有化。如果高于地租,地主一无所图,土地对于他就完全失去财产的意义了。从经济上说,他只有放弃土地所有权,把它卖掉,还略可获得基本地价。可是既然地租归公已成国策,那么,谁还愿意花重价——那怕是花低于原定价的钱去买一个空头地主的名义呢?而国家显然无力收买全部土地,所以卖地之法亦非普遍可行。这样,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他只有从其他途径来寻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走的路是向土地承租者,或者说土地经营者打主意,从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中榨取一部分出来以补损失掉的地租。这时,如果土地经营者是一个工业资本家,他除了交出相当于地租的地价税以外,还要从自己应得的利润中扣出一部分交给名义上的地主——原土地所有者。而这个资本家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同时必须设法保卫自己的利益,他的出路只有提高利润率,即除了地租和平均利润以外,他还要追求一个高出上述两者之和的多余利润。这个多余利润的来源,显然只有从工人身上取得,也就是资本家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如果土地经营者是一个农业资本家,依同样的理由,他必须加强对农业工人的榨取。如果土地经营者是农民,那么,他就必须从自己应得的收入中提出一部分来交给原土地所有者,否则,他将租不到土地。

孙中山在讲民生主义时,将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挂钩,主要是讲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他十分重视《礼记·礼运》中所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至“是谓大同”一段话。大同,大同主义、大同世界,孙中山一生不知讲过、写过多少次,确实是他所抱持的最高政治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相同,所以也是大同主义。基于这种原因,他认为作为尊孔国家的日本,应引苏俄为朋友,共同建立“亚洲大同盟”。也基于同样原因,他反对西方国家所提倡的世界主义,主张济弱扶倾,主张行“王道”,一再引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古训,同样也是希望日本支持其理想与活动,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足可令人信服地证明,孙中山的土地国有主张,如果真能实行,它确实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农村封建经济关系。我们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其进步性,道理即在于此。尽管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实际上并不曾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终究要受到经济规律本身限制,长期过分的榨取会损害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时甚至会激起罢工反抗。而且,使广大劳动者长期处于过度贫困状态,将使资本的扩张失去内在的冲力。所以,超额榨取劳动者,从经济学上说,这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经常的唯一的出路。于是我们进一步看到,既然原土地所有者倾向于卖掉土地,而资本家与其除了交出地租以外还要交出一部分利润,那就不如自己买下土地。唯有小农将面临严峻的命运,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之下,他们中一小部分或许有机会侥幸成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部分将破产,沦为无产者。

至于孙中山说到“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实不过尊民生之议论,与民生主义的提出,虽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实际上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截然不同。孙中山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自己的新见解,与中国传统儒学中关于民生问题的概念合而为一,赋予近代社会主义的内涵,使之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他在讲解民生主义学说时,在传统儒学中寻求证据,除了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本土化,希望引起中国理论界共鸣之外,还有另外用意,是辩白他不是拾西人牙慧,而是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谁也不会实行古人设计的田园诗般的大同社会,因为中国社会已远远地向前发展了;而且,正如孙中山多次说过的那样,民生主义即集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实际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并不是不能实行的。明乎此,便可知孙中山之所以将民生主义称为大同主义,从传统儒学中寻求支持而欲行之于当世,目的是极为明确的了。

有人认为孙中山主观上并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斥资本家,这是不真实的。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重要动机就是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防患于未然。他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成就,承认发展现代经济的绝对必要性,但他并不想把这个伟大的历史责任交给中国的资本家。他要用他的民生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方法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的。资本家小量的产生与存在,在他看来不过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恶。民国以后,孙中山痛骂资本家的言论是人所熟知的。所以,说孙中山主观上欢迎资本主义发展,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某些人既然承认孙中山是“主观社会主义者”,又说他主观上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说不通的。

综上所述,足可令人信服地证明,孙中山的土地国有主张,如果真能实行,它确实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农村封建经济关系。我们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其进步性,道理即在于此。尽管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实际上并不曾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说,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一生从事暴烈的流血的革命运动,但却不赞成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的内心是主张道德教化,主张渐进;但是从实际上说,他的革命并不温和,充满了暴力。仁者之心与革命家的手段,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他要避免社会革命:“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荫,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进行,想法未尝不善,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但如果从以仁者之心来解决社会问题,孙中山解释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相结合,欲使大同理想行于今日,兼使儒学现代化,这一点,不是也有可肯定的地方吗?梁启超在论及清末新思想运动主要潮流时,把孙中山主张社会主义列为近代四支主要潮流之一,谓“孙逸仙他虽不是个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第30页。)这种说法,对全面评论孙中山来说显然是欠公正的,但就最早提倡社会主义这点归功于孙中山,应当说还是对的。孙中山与梁启超在1900年以前曾在日本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同盟会成立后,《民报》又与《新民丛报》开展论战,其中就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自是以后,孙中山不但未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且益加坚信。他在《民生主义》讲演中说:“我们提倡民生主义二十多年,当初详细研究,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切实而且明了,故采用之。不图欧战发生之后,事理更明,学问更进,而马克思宗徒亦有发明相同之点,此足见吾党之提倡民生主义正合夫进化之原理,非同时髦学者之人云亦云也。”这些话,反映了孙中山总是认为“民生主义”之说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用词要适当。根据冯自由记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社会主义SOCIALISM,总理在乙已民报出版以前初亦尝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所发明之意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日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09页。)可见,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包容自己的所见,别创“民生主义”,其本意仍是大同主义。由此可知,其“创见”民生主义学说之时,即意在解释为大同主义,到1924年讲民生主义,又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社会主义全部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换言之,他的大同主义,实在包含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说到底,仍是从传统儒学去解释理解民生主义内涵,有意识地使大同学说现代化。

按列宁的说法,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说它是空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他想在非常落后的社会环境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超越现实条件,实行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空想。但说它是反动的,不但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同意,大概许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以为,列宁批评其反动性,至少有两个意义: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企图阻止它,是反历史潮流而动。欲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社会弊病,只有靠科学社会主义,靠无产阶级革命。而此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势如潮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避拒这一潮流,也是逆潮流而动。

有人认为孙中山主观上并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斥资本家,这是不真实的。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重要动机就是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防患于未然。他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成就,承认发展现代经济的绝对必要性,但他并不想把这个伟大的历史责任交给中国的资本家。他要用他的民生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方法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的。资本家小量的产生与存在,在他看来不过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恶。民国以后,孙中山痛骂资本家的言论是人所熟知的。所以,说孙中山主观上欢迎资本主义发展,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某些人既然承认孙中山是“主观社会主义者”,又说他主观上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说不通的。

一般来说,在文明发达的时代,各种理论、学说是没有国界的。中国近代以来曾引进过多种多样的外国学说,这些引进开拓了国人的视野,活跃了政治空气,冲击了传统观念。一些西方思想学说被引进之后,由于没有与传统的思想融合,也就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只被留作研究的资料。孙中山为构思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引进、“规抚”西方事迹、学说,经过加工、吐纳,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学说。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并对三民主义思想下断补充、重加解释,有新意、有创获,除了孙中山站得高,看得远,能与时俱进之外,还在于他勤于研究国情,了解处理中国问题的办法,新旧二者要掺合起来用,要把西方最有用处的思想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结合起来。从文化价值的取向上说,中国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有类似之处。孙中山将二者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孙中山把向往过去的大同理想转变为争取未来的理想,并作为救国主义三项内容之一,可以认为这是孙中山思想独特之处和有价值之点。至于他所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或者包含了共产主义,那是他晚年有针对性的说法,不妨同样引用他的话: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更符合实际一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形式与内容是如此的矛盾,难怪一般革命党人不能理解,少数有识者亦因其模糊不切实际而不愿附和,至于资产阶级当然更不会热情欢迎它。

按列宁的说法,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说它是空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他想在非常落后的社会环境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超越现实条件,实行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空想。但说它是反动的,不但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同意,大概许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以为,列宁批评其反动性,至少有两个意义: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企图阻止它,是反历史潮流而动。欲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社会弊病,只有靠科学社会主义,靠无产阶级革命。而此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势如潮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避拒这一潮流,也是逆潮流而动。

孙中山对传统儒学是摄取其有用之点,加以适当改造并用西方一些政治学说充实起来,他没有或者很少去批判传统儒学中腐朽没落、即没有用的东西。“固有的道德”,只是强调要发扬光大有用的、于世道人心有补的东西。但是,这种颇为驳杂的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说,显得很欠严密,所以后来戴季陶、蒋介石便加以利用。为了厘清儒家基本价值观念在当代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即考虑如何保留传统文化的菁华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孙中山生前的设想,不能说是毫无参考价值的。当前,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形成一种完美的道德规范,以抵制乃至清除社会的腐败现象;强调勤俭公忠与牺牲奉献精神,改变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崇洋、享乐、唯己意识;防止社会走上迷途,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以促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凝聚力,是十分迫切的课题,因此,对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意义重新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同盟会革命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前景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孙中山和其他民生主义的热情宣传者们无疑都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分子。这些先进分子为什么会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表示向往呢?以往的研究一般已揭示了其最明显的一面,即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奔走革命的经历,使他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了解那里的劳动群众的痛苦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在他心目中已不是合于理想的东西。既然资本主义不合他的理想,要寻觅理想的东西势必去注意那些否定资本主义的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西方社会主义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当然,中国历代均平思想给孙中山提供了易于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可是,孙中山毕竟不是在工人运动中涌现的领袖,又不是严格的学者,未能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实际革命家,是个以封建专制王朝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客观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他的思想也必然易于与资产阶级合流。所以,尽管他主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厌恶资本家,但实质上,他却只能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中汲取思想养料,来造成自己的主观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形式与内容是如此的矛盾,难怪一般革命党人不能理解,少数有识者亦因其模糊不切实际而不愿附和,至于资产阶级当然更不会热情欢迎它。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须待进一步分析和阐明。这就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纲领会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说,其资产阶级的纲领会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和孙中山对自己阶级地位的自我意识有关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同盟会革命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前景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孙中山和其他民生主义的热情宣传者们无疑都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分子。这些先进分子为什么会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表示向往呢?以往的研究一般已揭示了其最明显的一面,即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奔走革命的经历,使他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了解那里的劳动群众的痛苦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在他心目中已不是合于理想的东西。既然资本主义不合他的理想,要寻觅理想的东西势必去注意那些否定资本主义的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西方社会主义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当然,中国历代均平思想给孙中山提供了易于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可是,孙中山毕竟不是在工人运动中涌现的领袖,又不是严格的学者,未能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实际革命家,是个以封建专制王朝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客观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他的思想也必然易于与资产阶级合流。所以,尽管他主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厌恶资本家,但实质上,他却只能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中汲取思想养料,来造成自己的主观社会主义。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太微弱了。孙中山多次讲到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他当然不可能以为自己是这个未出世的阶级的代表。就其主观上说,他倒是真诚地同情中国农民的遭遇。他曾自述:“吾受幼时境域刺激,深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指民生问题——引者)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①⑤]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最初形成时期确实带有解脱农民苦痛的强烈动机。但后来逐渐定型的以亨利·乔治思想为主的平均地权论已不再直接反映农民的愿望。因此也不能断定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农民要求的直接表现。尽管民生主义外观上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然而谁也不致误认它与工人运动有什么直接联系。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须待进一步分析和阐明。这就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纲领会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说,其资产阶级的纲领会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和孙中山对自己阶级地位的自我意识有关的。

由上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特定阶级自己锤炼出来的思想。或者说,它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这样的思想,只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特别关切,同各个阶级都有关联而又存在相当距离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聚拢了古今中外多种不同的思想,其外表的阶级色彩已十分模糊。因此,对于清末的社会实际,对于革命党人的实际革命运动来说,民生主义都显得具有超越性,或者说,它理想主义的成分太重,因此它是孙中山革命纲领中最缺少现实性的部分。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太微弱了。孙中山多次讲到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他当然不可能以为自己是这个未出世的阶级的代表。就其主观上说,他倒是真诚地同情中国农民的遭遇。他曾自述:“吾受幼时境域刺激,深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15]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最初形成时期确实带有解脱农民苦痛的强烈动机。但后来逐渐定型的以亨利·乔治思想为主的平均地权论已不再直接反映农民的愿望。因此也不能断定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农民要求的直接表现。尽管民生主义外观上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然而谁也不致误认它与工人运动有什么直接联系。

更进一步说,民生主义是中国社会旧的统治阶级已经没落,而新的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独特思想,它是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扭曲的形式,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近代版,是下层劳动群众要求摆脱困苦的愿望的学理化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在革命运动中的折射。总之,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成熟的思想,是落后的社会条件下的超越现实的思想。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缺乏现实的阶级基础,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对现实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但这不等于这一思想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预言性质,它预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即由于资本主义得不得顺利发展的机会,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脆弱,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说具体些就是,在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里,无产阶级在广大农民同盟者的支持下,提前走到历史的前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将起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起来,把各个拥护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的特殊的历史作用。自然,民生主义本身也不能不适应新的情况而适当改变自己的内容与形式。

由上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特定阶级自己锤炼出来的思想。或者说,它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这样的思想,只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特别关切,同各个阶级都有关联而又存在相当距离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聚拢了古今中外多种不同的思想,其外表的阶级色彩已十分模糊。因此,对于清末的社会实际,对于革命党人的实际革命运动来说,民生主义都显得具有超越性,或者说,它理想主义的成分太重,因此它是孙中山革命纲领中最缺少现实性的部分。

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更进一步说,民生主义是中国社会旧的统治阶级已经没落,而新的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独特思想,它是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扭曲的形式,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近代版,是下层劳动群众要求摆脱困苦的愿望的学理化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在革命运动中的折射。总之,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成熟的思想,是落后的社会条件下的超越现实的思想。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缺乏现实的阶级基础,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对现实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但这不等于这一思想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预言性质,它预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即由于资本主义得不得顺利发展的机会,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脆弱,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说具体些就是,在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里,无产阶级在广大农民同盟者的支持下,提前走到历史的前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将起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起来,把各个拥护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的特殊的历史作用。自然,民生主义本身也不能不适应新的情况而适当改变自己的内容与形式。

注释:

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第八节《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第八节《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②美国学者伯纳尔在其《1907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孙中山民主主义最早来源可能是读了《万国公报》1892年所载艾瑟约的《富国养民策》。夏良才在《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认为这一来源可能是读到《万国公报》1891年载美国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头看纪略》。

②美国学者伯纳尔在其《1907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孙中山民主主义最早来源可能是读了《万国公报》1892年所载艾瑟约的《富国养民策》。夏良才在《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一文认为这一来源可能是读到《万国公报》1891年载美国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头看纪略》。

③见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据冯自由记载,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孙中山在日本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即说到古代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及太平天国之公仓制度,足见这些中国古代的均田思想对孙早有影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06页。

③见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据冯自由记载,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孙中山在日本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即说到古代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及太平天国之公仓制度,足见这些中国古代的均田思想对孙早有影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06页。

④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④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3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3页。

⑥见《革命逸史》第206页。

⑥见《革命逸史》第206页。

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⑧见《革命逸史》第132页。

⑧见《革命逸史》第132页。

⑨见《革命逸史》第207页。

⑨见《革命逸史》第207页。

⑩《柳亚子自传》,原载《珊瑚》第13期。

⑩《柳亚子自传》,原载《珊瑚》第13期。

①①见《革命逸史》第207页。

11 见《革命逸史》第207页。

①②见同上,又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79页。

12 见同上,又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79页。

①③见《宋教仁集》,第277页;又见于《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页。

13 见《宋教仁集》,第277页;又见于《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页。

①④此文发表于《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14日。

14 此文发表于《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14日。

①⑤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建国月刊》3卷4期。

15 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建国月刊》3卷4期。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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