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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将军郭汝瑰解放后为什么不受重用,红色特

日期:2019-09-24编辑作者:中国古代

郭汝瑰简历

这时,山东形势紧张,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脚乱。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当前形势。郭、侯二人汇报完,陈诚发言谈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蒋介石归纳了众人的意见并作指示: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郭汝瑰一一记下。

七十二军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郭汝瑰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威信及关系,想尽各种方法扩充部队,不足两个月,七十二军又有了三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成为四川的机动主力军。1949年12月,在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率部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西南数十万蒋军手忙脚乱不战而溃。

两岸舆论都将刘斐、郭汝瑰视为决定胜败的重要「红色特工」 国共 在1949年,以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告终。对于这个战争结果,两岸政治家、史学家都进行过很多探讨,中共特工的潜伏常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军事溃败的一大原因。 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等职。1945年通过地下党任廉儒重新与中共取得联系,多次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刘斐出身桂系,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有人认为他在此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刘斐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然而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 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 在大陆方面,还没有专门文章论说刘斐为中共特工,但关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这些文章大都称郭为「最大共谍」、「超级卧底」之类。如《党史文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郭汝瑰,「正因为他,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许多绝密作战计画,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也因为他,蒋介石在大陆经营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巩固西南以负隅顽抗的计画付之东流……」郭汝瑰的作为仿佛影响到了内战全局。 郭汝瑰所提供的帮助,不足以造成国军的大溃败 郭汝瑰曾被台湾方面视为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一方面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的情报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没有太多机会干涉国军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传递出的9份绝密文件,没能送达解放军之手 有文章说,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触百余次,且曾影响孟良崮战役的结局,但这些都没有一手材料予以证实。郭汝瑰传递情报,可确信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的《国军战斗序列》(据说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过廉儒同志与董老会面,地点是重庆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与董老会见,还有薛子正同志一道。两次我都担任过放哨。由于他们会见都是很机密的,当时我不好向廉儒打听。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与董老会见是交出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可能是战斗序列表等)。 另一个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曾将《国军整编情况》、《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画》和《1948年12月江防计画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防备图》等9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 以工矿银行员工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民革成员、中共特工的梁佐华,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也参与了对郭汝瑰的联络。他回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画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份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画,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病历配备情况等等详细记载。」但后来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没有传出去。 梁佐华回忆,「1949年春初,在中共领导下,在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划了一次京沪武装起义……南京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了,牵连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抢先处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种绝密军事文件等),刚刚烧完,敌人即破门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铐。」罗莹澄的回忆也说,「解放后,王葆真从北京来信说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又恐国民党查出来了,牵连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亲自将文件销毁。」这9件绝密文件既没有传给中共,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2、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怀疑,制定作战计画时有意躲开他 1984年,郭汝瑰在重庆市铜梁县的干部会上讲话时说,「以后我当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一直给党保持联系,递送情报。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杀身的危险。」他还说,杜聿明曾怀疑他。 以徐州「剿总」副司令身份,指挥徐蚌会战的杜聿明回忆,「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第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画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因为杜聿明心怀疑虑,所以后来有什么作战计画都背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说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时,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同,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画,顾也同意。我的作战计画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前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在大陆方面,还没有专门文章论说刘斐为中共特工,但关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这些文章大都称郭为「最大共谍」、「超级卧底」之类。如《党史文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郭汝瑰,「正因为他,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许多绝密作战计画,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也因为他,蒋介石在大陆经营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巩固西南以负隅顽抗的计画付之东流……」郭汝瑰的作为仿佛影响到了 全局。 郭汝瑰所提供的帮助,不足以造成国军的大溃败 郭汝瑰曾被台湾方面视为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一方面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的情报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没有太多机会干涉国军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传递出的9份绝密文件,没能送达解放军之手 有文章说,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触百余次,且曾影响孟良崮战役的结局,但这些都没有一手材料予以证实。郭汝瑰传递情报,可确信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的《国军战斗序列》(据说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过廉儒同志与董老会面,地点是重庆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与董老会见,还有薛子正同志一道。两次我都担任过放哨。由于他们会见都是很机密的,当时我不好向廉儒打听。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与董老会见是交出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可能是战斗序列表等)。 另一个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曾将《国军整编情况》、《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画》和《1948年12月江防计画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防备图》等9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 以工矿银行员工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民革成员、中共特工的梁佐华,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也参与了对郭汝瑰的联络。他回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画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份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画,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病历配备情况等等详细记载。」但后来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没有传出去。 梁佐华回忆,「1949年春初,在中共领导下,在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划了一次京沪武装起义……南京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了,牵连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抢先处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种绝密军事文件等),刚刚烧完,敌人即破门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铐。」罗莹澄的回忆也说,「解放后,王葆真从北京来信说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又恐国民党查出来了,牵连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亲自将文件销毁。」这9件绝密文件既没有传给中共,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2、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怀疑,制定作战计画时有意躲开他 1984年,郭汝瑰在重庆市铜梁县的干部会上讲话时说,「以后我当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一直给党保持联系,递送情报。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杀身的危险。」他还说,杜聿明曾怀疑他。 以徐州「剿总」副司令身份,指挥徐蚌会战的杜聿明回忆,「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第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画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因为杜聿明心怀疑虑,所以后来有什么作战计画都背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说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时,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同,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画,顾也同意。我的作战计画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前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后来,在要解救黄维兵团时,杜聿明和顾祝同讨论作战方案。他们商议已定后,杜聿明对顾祝同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祝同知道是杜聿明还是怀疑郭汝瑰,就回答:「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 在正式讨论作战方案的会议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讲解战场形势,提出自己的意见。杜聿明在会上驳斥了郭汝瑰的建议,但没有说明自己的计画。在经过一阵讨论后,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这样一来就使郭汝瑰没有办法获知杜聿明的军事部署了。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挥徐蚌会战时,已经有意不让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蒋介石有通过手令,直接指挥战争的习惯,那么郭汝瑰也就无法给中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了。 因此,杨奎松判断说,「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画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 在杨奎松看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 3、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夸大,使其成为名不副实的「传奇共谍」 1986年出版《独钓龙潭:郭汝瑰将军风云录》的王钟伦,其人并无史学背景。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中详细描写了郭汝瑰与蒋介石、杜聿明等人斗智斗勇、屡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故事。据他说,「就在我的小册子和他的《郭汝瑰回忆录》出版之后,《台湾日报》、《世界日报》都不惜版面,以通栏大标题,发表洋洋洒洒的长文《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气溢于言表,硬把彼军的失败一股脑儿推在他头上,好像没有郭汝瑰,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 事实上,作为所谓「纪实文学」,王钟伦这本书中关于「谍战」的大多数内容,都没有依据,出自文学想像。王钟伦书中有一处有趣的「自白」,他写道,「郭汝瑰『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实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爆发的大冷门。而今,身为《中国军事史》主编、离休后已成学者的郭汝瑰,却对这些事不著一墨,于是,鄙人不得不权充『史笔』,拾遗补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说到自己为在国防部做过哪些有利于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缄其口,王钟伦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细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以各种回忆公开出的片段为依据,加上自己的推论、演绎,使郭汝瑰成为了一个「传奇共谍」。 在「纪念淮海战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第二档案馆的戚厚杰提交了一篇《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淮海战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说淮海战役中,黄维曾有计画突围,但他的方案到了国防部迟迟未获通过。戚厚杰曾就此事问郭汝瑰:「国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记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人对戚厚杰推论的真实性生疑。 后来一系列以郭汝瑰为题材的文章,如《隐蔽在「国军」决策中枢的红色特工》《一个奉命待机敌营的高级将领》之类,在沿袭王钟伦书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创造能力。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郭汝瑰沉思了一下说:『国民党之败已成定势,蒋介石很可能要从幕前退到幕后,而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台前。以后的作战将是地域性的各自为阵,不可能有事关全面的大动作,因而国防部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作者「发挥」的这样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顾常识。蒋介石是在桂系的压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动要让李宗仁出来做「代总统」。很多文章还误传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秘密见过董必武,事实上董必武那时正在旧金山。以这样的历史知识来写史,传播的显然都是谬误。 抛开文学想像,郭汝瑰的实际作用其实有限。如高华所说,「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名气虽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 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刘斐是红色特工,其泄密行为多出自猜测 刘斐的名头与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视为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内的重要「共谍」,利用指定作战计画的便利,将情报传递给解放军。然而这种论断多出自于猜测,没有人能提供实证。 1、毛泽东没有说过刘斐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 曾任西北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警备司令的盛文,他回忆说,自己因为与刘斐不合,没有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消息让国防部和刘斐知道。他回忆,「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泄露机密的事情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所以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画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觉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们知道,中共对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画早已洞悉,只是这情报不是来自刘斐,而是来自熊向晖。 盛文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后,刘斐几次三番的在国防部建议,要调胡部的三个军去对付陈毅,以减少在陕北追击毛泽东的兵力。事实上,我们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动让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陕北的势力,断不会因为多了三个军的敌人就被消灭掉。 盛文很「看重」刘斐,他回忆,「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画,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画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画,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陕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毛泽东对刘斐「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的这个评语,未见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忆这样一个孤证。 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对刘斐的采访。刘斐回忆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开场是一段闲聊,刘斐回忆,当时毛泽东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在刘斐之子刘沉刚参与撰写的《刘斐将军传略》中记叙说,「毛主席的这次会见和谈话,对刘斐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中共建政后,刘斐又几次获得毛泽东接见,大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一次说到过刘斐曾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如果毛泽东真的曾公开讲「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那无论是刘斐本人,还是中共官方,就都没有必要隐瞒刘斐的「真实身份」了。 2、至今没有一件史料能证明刘斐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的特工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其实刘斐的「共谍」身份一直都没有被证实。 如熊丸这样的猜测还有一些,大都是凭空指责,而拿不出实际的证据。无论郭汝瑰对中共夺取政权功劳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认曾为中共提供情报,而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驳斥。即使是在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很多夸大的情况下,官方也没有出面予以过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刘斐确为中共特工,在「文革」后的环境中,他是能自己出来「表功」的。然而刘斐从没说过这个经历。 1983年刘斐逝世时,乌兰夫在悼词中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刘斐至少在名义上一直都是一名「党外人士」。 恰如杨奎松所说,「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探求红色特工的真实作用还有赖于更多的解密档案 在国共 中,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胜于国民党,这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高华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的长文中,专门列有一项「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上成功的情报渗透」,他列举的如张露苹、王超北、沈安娜等发挥了较大作用的谍报人员,其实是普通读者并不熟知的。 之所以在大陆政权鼎革后,原国府官员、国军将领会视刘斐、郭汝瑰为中共特工,并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切实的证据,也仅仅是出于推测。首先,这两个人在国防部任要职,有机会获知军事机密;其次,刘斐到北平一去不归、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结果,反推他们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员。 仅凭现在公开的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究竟是什么人,也无法知道郭汝瑰、刘斐究竟为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忆的基础上就将郭汝瑰、刘斐视为扭转国共战局的人物,显然不妥。 结语 以郭汝瑰、刘斐为代表的「红色 」的作用,在两岸的历史叙事中可能都被高估了。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于更多档案的解密。至于国民党的失败,恐怕还需求诸己身,不能简单归咎于一二「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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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孟良崮之战中,郭汝瑰的情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此以后,郭汝瑰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毅然投身于险恶重重的谍报战线,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内进行特殊的战斗。

郭汝瑰,原名郭汝桂,1907年在四川省铜梁县的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出生。

郭汝瑰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受校内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影响,郭汝瑰逐渐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

国民党的“军界精英”

1930年11月,郭汝瑰远赴日本留学,翌年回国。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到陈诚所属的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在随后爆发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郭汝瑰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一步步进入了国民党政权的上层。

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然而,担任第三厅厅长就要亲历内战兵燹,这让郭汝瑰感到踌躇:“对工作不认真干,对不起职务:认真干,对不起良心。”他内心曾想着“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失去了东北全境,47万余人被歼,损失惨重。淮海战役也已经打响。在这种紧急情况下,1948年11月10日9时半,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这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9个绝密作战计划(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兵力配备等)交给任廉儒。郭汝瑰叮嘱:“这9个绝密作战计划关系重大,火速交给党!”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与董必武会见,并两次提出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20点,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来到郭汝瑰的住处,约郭汝瑰一同赴会,二人一起来到蒋介石的官邸。

根据党的指示,郭汝瑰递上辞职的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之职,然后费尽周折,终于得到七十二军军长的任命。他随即赶到上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廉儒。任紧握着他的手说:“汝瑰同志,你接受党新的任务,从蒋家王朝的心脏里杀出来,祝你早日成功。”

于是,郭汝瑰决心冒险带兵去西南。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为第七十二军军长,立即开赴四川。

夙愿终于实现了,郭汝瑰欣喜若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几十年的企盼一夜之间便如愿以偿了,对党的一颗拳拳之心终于得到了慰藉。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在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进行新的长征,”

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让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郭汝瑰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也就是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宣布七十二军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红色特工”郭汝瑰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解放战争期间,经郭汝瑰安排,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计划一份份被秘密送到共产党手中。最后他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产党间谍”。

1945年3月,郭汝瑰升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汝瑰遇到了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向他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的堂兄任廉儒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任廉儒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与郭汝瑰取得联系,并立即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在任廉儒的安排和陪同下,在重庆先后两次与郭汝瑰进行面谈。从此,郭汝瑰找到了组织,并成为我党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与任廉儒保持单线联系。

从日本回来后,郭汝瑰又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陆军大学毕业不久,郭汝瑰进了陈诚的十八军。“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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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这一契机,郭汝瑰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得到的答复却是:“你在国民党位至中将,必须由中央批准才行。”郭汝瑰不灰心,不气馁,他写信给董必武,得到回信说:按党章须基层通过才能吸收。

宜宾起义后,郭汝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踏上了新的征程。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先后担任了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1980年4月,郭汝瑰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兵团级干部的身份离休。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走完了他曲折而又瑰丽的一生,享年90岁。

任廉儒还告知,今后他负责与郭汝瑰单线联系。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他希望到解放区去。不久,任廉儒传达了党的指示:“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年逾古稀的郭汝瑰再次燃起希望,两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这一次,他终于得到同意吸收他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这一年,他七十三岁。

1947年3月,郭汝瑰就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5月12日下午5时,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汇报。”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败局已定,郭汝瑰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再次向任廉儒表达想去解放区的愿望。请示上级领导后,任廉儒专程赶到南京转告郭汝瑰:“上级认为解放区不乏文艺和军事人才,你去了也发挥不了很大作用。估计渡江后江南战局可急转直下,一鼓荡平,只西南地区恐怕还有一场血战。望你谋去四川任军长,届时率部起义,以影响战局。”

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1951年,郭汝瑰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任廉儒鼓励他说:“到军事学院后,不要太计较职位高低、利害得失。经得起考验才能恢复党籍。”郭汝瑰认可这种态度。昔日堂堂国军中将厅长屈为一般的“起义人员”,做一个普通军事教员,郭汝瑰对此毫无怨言。1955年实行军衔制,曾率领一个军在战场起义的国军军长并未被授予将军军衔,对此郭汝瑰也没有怨天尤人。

率部起义 奔向光明

郭汝瑰表示:“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出身书香 早年入党

“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节节败退,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是,郭汝瑰深知,现在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说:“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陈诚起初不明郭汝瑰的意思,只好连连“嗯嗯”着。郭汝瑰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郭汝瑰说完,静听陈诚的反应。

郭汝瑰回到重庆不久,就开始寻找中共地下党,但未能如愿。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并经任逖猷介绍,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十五年之后,郭汝瑰终于找到地下党,这让他激动不已。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汝瑰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那些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党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

谁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

1943年,郭汝瑰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重庆,所见接触的达官显贵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与前线将士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形成强烈的反差。残酷的现实引起这位青年爱国将领的困惑——国民政府能否领导抗战?蒋介石是否真正救国救民?这种困惑和对国民党日积月累的不满,成了郭汝瑰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直接动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郭汝瑰原名汝桂,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郭郎溪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读书。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1926年,郭汝瑰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将“汝桂”改成了“汝瑰”。

郭汝瑰输送的军事情报,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还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泛黄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危险与艰辛。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一天夜晚,袁镜铭前来联系已升任郭汝栋部独立旅一团三营长的郭汝瑰,要他率所属部队,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由于通讯手段差、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三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中弹负伤,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他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被告知:“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以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郭汝瑰回到自己住所已是夜里10点了,他把蒋介石的指示细细想了一遍,把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写在一张纸上。刚写完,忽听有人轻轻敲门,随后是妻子方学兰的声音:“客人来了。”他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来人正是任廉儒。郭汝瑰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部队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抗日名将、骁勇善战。解放军要特别小心。

终偿夙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拥兵自重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一天,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把郭汝瑰、傅秉勋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现在局势十分紧张,蒋介石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吴玉章指示郭汝瑰、傅秉勋立刻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这时,郭汝瑰的堂兄、傅秉勋的妻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

然而,面对逼供诱供,郭汝瑰始终坚持不说假话。不久,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及任廉儒夫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不是特务。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郭汝瑰与傅秉勋回到四川,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向他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表面上表示不会支持杨森,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郭汝瑰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1928年5月,郭汝瑰由其在黄埔的同学袁镜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后来,台湾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恢复联系 传递情报

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评选他为全军区优秀共产党员。

岁月荏苒,时光飞逝。郭汝瑰年届六旬,想到奋斗多年,仍然不能入党,感慨万分,吟诗一首:

郭汝瑰原以为,只要接受“考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成为共产党员只是时间问题。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入党之路竟如此漫长,如此坎坷!

郭汝瑰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经是蒋介石的红人,两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衔陆军中将。他又是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进行特殊战斗的红色特工。令人感慨的是,这个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重新入党之路竟如此坎坷——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郭汝瑰苦苦追求三十五年,接受考验三十五年,进行思想改造三十五年!因此,一些熟知其历史的同志都在问:“你在国民党内深受信任,为何放弃步步高升的机会,甘冒杀身危险,一意追求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你也受过一些委屈,但不灰心,不自馁,终于实现了夙愿。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郭汝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信念。”

任廉儒开导道:“你把情报给我以后,不就是另外一回事吗?”

郭汝瑰点头称是。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这些情报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

郭汝瑰向任廉儒倾诉了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并迫切表达了恢复党籍的愿望:

1930年,郭汝栋奉蒋介石命令,将他的二十军调入湖北,加紧“剿共”。此时,他风闻郭汝瑰是共产党员,怕连累自己,就动员堂弟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听了堂兄的话,很快去了日本,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郭汝瑰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郭氏宗族中有个郭汝栋,是郭汝瑰同辈堂兄,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当官。1925年,在郭汝栋的帮助下,郭汝瑰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职,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在他们的影响下,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45年提出恢复党籍到重新入党,郭汝瑰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

“一谍卧底弄乾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哪知抗战甫停,内战又起。随后美国出面“调停”,成立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调小组。郭汝瑰奉命做张治中的副手,参加调处。此刻,郭汝瑰也曾对和平抱有幻想,但是,随着和平愿望最终破灭,他对国民党也彻底失望了。郭汝瑰写道:“三人会议曲终人散是坏事,但教训了我,使我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没人作证明,郭汝瑰想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然而,也就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在直接掌管部队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后,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这样谎报人数吃空饷,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骗补给。

向日勤诚未减,入党差距益多。

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享年九十岁。中央军委在为其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高度评价,赞颂郭汝瑰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日报》发表讣闻,称郭汝瑰“保持了一位爱国将领的可贵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本色”。

尔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与许多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材料,诬陷郭汝瑰是“特务”,致使郭汝瑰被关押审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郭汝瑰想不开,甚至有“一死了之”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转瞬六旬将届,不红不专奈何!

然而,此刻郭汝瑰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却不能为其作证明。郭汝瑰之子郭相操这样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潜伏。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廉儒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做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作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郭汝瑰被安置到四川巴县。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汝瑰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重新入党的愿望几十年来一直未变。他把自己的心愿讲给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答复道:“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郭汝瑰入党之事又成泡影。

郭汝瑰入党后,东奔西走,组织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次见面改变了郭汝瑰此后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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