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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代表签署

日期:2019-09-19编辑作者:世界历史

顾维钧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参加巴黎和会。他外交成绩的发轫在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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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图片 2顾维钧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7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弱国外交。而顾维钧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还有他那响当当的名号——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简介 顾维钧,字少川(外文名:ViKyuin"Wellington"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巴黎和会上的演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梅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梅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0岁。 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 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提,日本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汇集巴黎,讨论德国战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2月下旬,五强国十人会议讨论到日本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要求。当时日本根据中日所订的二十一条及战争期间的英日、法日、意日所订密约,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坚持和会加以追认。美国因没有与日本签什么约定,所以提议先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

顾维钧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参加巴黎和会。他外交成绩的发轫在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1919年1月27日,即将午餐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突然来电话秘密告诉顾维钧:在上午召开的五强十人会议上,日本已提出将由它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午后的会议将听取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的立场,通知即将发出,中国代表应立即准备发言。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汇集巴黎,讨论德国战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2月下旬,五强国十人会议讨论到日本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要求。当时日本根据中日所订的二十一条及战争期间的英日、法日、意日所订密约,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坚持和会加以追认。美国因没有与日本签什么约定,所以提议先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餐桌上,顾维钧转达了这个消息后,平时为争名夺利而吵吵嚷嚷的代表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曾为序列的排名争得不可开交的两位主角,这时的表现,都特别“谦让”。一边通知这样紧迫,一边又临阵脱逃,当时的局面是令人懊丧的。

1919年1月27日,即将午餐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突然来电话秘密告诉顾维钧:在上午召开的五强十人会议上,日本已提出将由它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午后的会议将听取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的立场,通知即将发出,中国代表应立即准备发言。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我们应当表明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立场,这是我们神圣的、不可放弃的权利。”顾维钧严肃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放弃这种权利,代表团还有何颜面去见国人。”他也着急了,时间已不容犹豫,顾维钧唯有挺身而出。

餐桌上,顾维钧转达了这个消息后,平时为争名夺利而吵吵嚷嚷的代表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曾为序列的排名争得不可开交的两位主角,这时的表现,都特别“谦让”。一边通知这样紧迫,一边又临阵脱逃,当时的局面是令人懊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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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相互推诿责任的闹剧终于画上句号,而时间只剩匆匆赶路的20分钟了。

“我们应当表明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立场,这是我们神圣的、不可放弃的权利。”顾维钧严肃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放弃这种权利,代表团还有何颜面去见国人。”他也着急了,时间已不容犹豫,顾维钧唯有挺身而出。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会议是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召开的。

这场相互推诿责任的闹剧终于画上句号,而时间只剩匆匆赶路的20分钟了。

撰文 | 唐启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们已经注意到顾维钧的手中没有发言稿,但发言出口成章,英语流利,词藻准确。将日本对中国传统侵略之政策,及提出二十一条迫我签约之经过陈述一遍,并指出日本侵略山东不仅违反公道与国际公法,且必将危害他日远东及世界和平,有违巴黎和会的本意,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等。顾维钧的讲话如行云流水,情真意切。讲完之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首先向其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会议是在法国外交部的会议厅召开的。

“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中国学生各组织、华侨代表等,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顾维钧回忆录》

但是,各列强对中国的同情仅仅是昙花一现,后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山东问题仍不能公平解决,最后制定了方案:日本将获在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顾维钧等在得知此内容后,首先全力设法使此方案能够修改,但无济于事。

人们已经注意到顾维钧的手中没有发言稿,但发言出口成章,英语流利,词藻准确。将日本对中国传统侵略之政策,及提出二十一条迫我签约之经过陈述一遍,并指出日本侵略山东不仅违反公道与国际公法,且必将危害他日远东及世界和平,有违巴黎和会的本意,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等。顾维钧的讲话如行云流水,情真意切。讲完之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首先向其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顾维钧(1888-1985)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是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当时他是驻美公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第三号全权,在巴黎为“山东问题”与日本代表团激烈交锋。就因为1919年4月下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引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主要要求,结果让经手山东问题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下台,更直接促成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绝签署对德凡尔赛和约。可以说,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密切相关,顾维钧在和会参与了山东问题辩论,也对拒签和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堪称五四运动期间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键人物。

6月28日,关于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闭幕典礼。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第一次大会。

但是,各列强对中国的同情仅仅是昙花一现,后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山东问题仍不能公平解决,最后制定了方案:日本将获在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顾维钧等在得知此内容后,首先全力设法使此方案能够修改,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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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一副漂亮面孔的顾维钧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公使,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法、驻英、驻美大使。顾维钧早在一战时期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顾维钧庄重地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三个汉字——顾维钧。

6月28日,关于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闭幕典礼。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第一次大会。

姓名:顾维钧

生就一副漂亮面孔的顾维钧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公使,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法、驻英、驻美大使。顾维钧早在一战时期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顾维钧庄重地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三个汉字——顾维钧。

时年:31岁

身份:驻美大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第三号全权

地点:巴黎

山东问题之起源

1914年夏欧战爆发,中国即宣布中立。不久日本对德国宣战,并借道山东进攻青岛,要求中国划出广大战区。北洋政府努力缩小战区范围,日本不愿遵守,越区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车站,严重破坏中国之中立地位。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一号即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与各项利权,袁世凯政府努力周旋交涉,最后在5月25日签署两个条约并作13件换文。其中《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议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此即所谓“山东问题”法理争议之起源。

袁世凯过世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段祺瑞于1917年7月平定张勋复辟,8月,一方面对德宣战,以争取和会入场券。一方面与日本交好,于1917年秋冬起大举对日借款(即所谓“西原借款”),订立一连串协定与合同,取得借款编练参战军,准备对西南遂行武力统一。由于未经国会批准也未公布,一般称之为“中日密约”。

五四时期喧腾一时之所谓“中日密约”,主要指1918年9月24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满蒙四路、解决山东悬案等三事的换文,以及28日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署之有关济顺高徐铁路及满蒙四铁路两个预备合同。尤其山东问题换文中章宗祥复函:“欣然同意日本政府之提议”几个字,广为国人所知,恶名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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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一般认为,1915年之中日新约可以说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之下签署的,国际法上的效力有争议,加以后来中国对德宣战,可以引用情势变迁原则主张该约无效。但是1918年的中日换文及合同,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内容与山东铁路权益相关,可以解释为中国政府参战后仍然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原来在山东的权益,此与后来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密切相关。然而,此“中日密约”签署及换文时,北洋政府与日本关系良好,相信依赖日本政府将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之承诺,并未准备在战后和会中提出山东问题。

顾维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博士,精通国际法,对山东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于1915年秋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以28岁之英年,向威尔逊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成为华盛顿外交团中最年轻的一员。顾氏不断建议北洋政府拉拢美国抵制日本之在华扩张,迨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北洋政府不久也对德奥宣战。1918年底欧战停火,协约列强准备召开巴黎和会,顾氏建议北洋政府采“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并受命与美国政府联系,对具体促成中美在巴黎和会联手对抗日本,居功厥伟。

顾氏于1918年底,与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共同被外交总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派遣为和会中国代表团先遣部队,顾氏遂先行与美国代表团同船抵达巴黎。陆徵祥到达巴黎之后,确定“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决定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及废除“二十一条”,顾氏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国务卿兰辛等保持畅通联系。

激辩山东问题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28日上午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日激烈竞争,顾氏代表中国与日本全权牧野伸显正面交锋。顾氏首先发言,陈述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日本牧野全权谓:日本占领胶州湾,迄今事实领有,中日间已订有交还之成约,关于铁路亦订有成约,应先得德国同意让日本取得自由处分权,中日间即依成议办理。

主席威尔逊询问日本全权,所有中日从前接洽各条件,可否提交大会。日本全权牧野答复支吾,以此种条件宣布须请示政府。威总统即询中国愿否交出,顾使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交出之意。牧野再次强调中日间对胶州湾已有成议。顾回复:中国对于归还胶州一事,与日方代表意见不同,并分七个层次驳斥日本:

1.中国很高兴听到牧野全权在会中确认:日本对胶州湾租借地不欲据为己有。

2.但在归还手续直接或间接中,中国宁愿直接,此事一步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

3.至于中日成约,日方应指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后签署之条约与换文,当时中国政府是因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同意签署的。

4.即使舍弃当时被迫签署之情形,中国政府充其量认为这些条约与换文只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

5.即使这些条约及换文有效,中国对德宣战之事实已使情况改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今日已不能执行。中国当时被迫同意德国在山东之租借地与权利之处置,但这些条款不能阻止中国加入战局,也不能阻止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参与和会,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其权利。

6.且中国对德宣战时业已明确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皆因开战而失效。因此中德租借章程中止,胶州湾租借地与其他德国在山东享有之权利与特权,于法律上都早已归还中国。

7.纵使租借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中止,也不能转移给中国之外的第三国,因为1898年租借章程规定:租借权利不能转移给他国。

顾维钧在最高会议的陈述,可谓中国外交史上最富传奇性的演说。百年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这个有力的精彩发言不断被传颂复制,近年更被当成爱国主义教育典范拍成电影一再播放,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与档案史料所见差距颇大;当天顾维钧之发言内容,依据《中国代表团会议录》《秘籍录存》《外交档案》及王芸生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各个版本都很相近,记载颇翔实可靠;近年出版之《顾维钧外交演讲集》,收录顾氏在巴黎和会之英文发言记录,辅以中文翻译,更是最接近发言状况的一手记载。所有文本中,顾氏虽提及山东是孔孟诞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但未提及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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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与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及王宠惠合影

事实上,顾维钧当天发言确实精彩,他在后半段的辩论中,以流利英文,娴熟充分的国际法理论点,层层申述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山东德国权益的理由,驳斥日本的法理依据,一鸣惊人,获得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消息传回国内,顾维钧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抗日英雄。

顾氏在和会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积极参与《国联盟约》起草工作,顾氏虽支持威尔逊,但为维护中国国权,反对将门罗主义列入盟约。又为公理正义,支持日本代表将“人种平等”列入盟约。顾氏在委员会中的优异表现,对日后中国在国际联盟的地位有很大的帮助。

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因各国利益冲突,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之公开外交、公理正义、民族自决等崇高理想,不断遭英、法、意、日各国抵制,又因《国联盟约》草案受到美国国会质疑牵制,日益孤立处境维艰,支持中国的力道不断减弱。

山东问题于4月下旬进入关键的定案阶段,日本全力抵制,在国联盟约中坚持“人种平等”,让美国立场为难。日本又不断提出有利法理依据,尤其是战时协约列强都与日本订定密约,承诺支持日本战后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英、法各国必须支持日本立场。而意大利则为了阜姆

问题不遂己愿,断然退出和会,并扬言不加入国联。威尔逊为了保全国际联盟,让和会不致破裂,对日本态度逐步软化。乃借口中国在山东问题换文中“欣然同意”日本取得山东铁路权益,让美国无法支持中国。

22日上午和会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坚持胶州必须由日本继承,强调中日1915年与1918年成约之有效性,中国宣称因对德宣战而废除胶澳租借条约,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又以与英、法、意之间战时密约,迫使英、法领袖公开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之主张。而当天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让日本拒签和约不加入国际联盟的威胁更加有力。威尔逊孤掌难鸣,只能与日本代表讨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之条件。

22日下午,最高会议听取中国的意见,陆徵祥与顾维钧出席,日本代表不愿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出席。威尔逊先表示受限于战时密约,英、法、意支持日本意见,认定中日间成约,尤其是1918年之换文为有效。顾维钧努力解释1918年换文“欣然同意”之义,一切有待和会作出最后决定,但是已无法扭转局势。

最后,最高会议确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威尔逊要求日本作出最终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之保证,好对美国国内有所交代。日本于30日对美、英、法作出口头保证,然而因事属机密,中国代表团要一个多月后才看到会议记录,还被要求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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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左至右: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大理院长王宠惠。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最高会议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洋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会不太好,但却不曾料想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攫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1918年9月的《山东问题换文》及1915年《民四条约》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其中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

当时国人知道巴黎和会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由于电报不畅,当时巴黎代表团发到北京外交部的电报,1月至4月中旬平均3天可到,4月下旬平均5天。5月上旬,因京沪水陆电线有阻,电报传递特别慢,平均需要9天,而消息见报的时间还会更晚一两天。有的报纸依据外电或西文报纸之报道,消息较快。但至5月3日止,各报最多报道到4月29日和会之传闻,尚不知30日四人会之决议。

在国内报纸报道及社论的鼓动之下,当时国人咸认为日本在和约中将完全继承德国山东权益,并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经手之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及山东问题换文,是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的主因,遂引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五四学生爱国动。

拒签和约

五四之后,曹、章、陆辞职下台,国人关心焦点集中于拒签对德和约。北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认为签字比较有利,但因许多外交机密不能公布,而国人拗于成见,一致要求拒签,北洋政府及巴黎代表团陷于两难。

由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代表团离心离德,北洋政府对签约与否不能作出明确指示,旅欧侨民华工及学生持续对代表团施压,国内各人民团体也不断去电要求拒签,代表团无人愿意承担签字责任,陆徵祥又生病住院。此时顾维钧发挥专业国际法知识及坚毅耐烦的交涉能力,协助陆徵祥,只手承担了中国代表团与和会当局交涉的重责大任。

顾氏首先要求和会提供山东问题会议记录,协助陆徵祥向和会提出抗议,然后尝试各种保留山东条款而后签署对德和约的可能。“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 争取保留的过程,几乎就是顾维钧一个人与列强代表交涉,其坚毅不屈任劳任怨的表现,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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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通告。

直到对德和约签署前,顾维钧与美国代表团深入研究后,发现虽不签德约,只要签署对奥和约一样可以加入国际联盟,于是必须签署德约的最大理由消失,加以争取种种保留都遭拒绝,最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签对德和约。

此外,五四运动对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中国学生各组织、华侨代表等,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一直到签约日前夕,数百名学生华侨到陆徵祥居住的休养院力阻签约,顾维钧对他们保证,不允保留中国当然不会签字,群众才散去。

6月28日下午三点对德和约签约典礼,中国代表缺席,发表宣言表明中国不能接受和约中之山东条款,称:“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陈,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

不料拒签之后两小时,代表团收到北洋政府27日发出的电令:“万急,总长亲译,国民对于山东问题异常愤激,政府仍决定保留,俟与日商定办法再行取销,望即照办,速复。”今日观之,中国在和会拒签和约实可谓千钧一发,若代表团最后决定签字,待收到拒签电令,真不知要如何自处。

和会善后事宜

9月10日陆徵祥、王正廷代表中国签署对奥和约后,中国代表团即行归国,和会善后事宜交由顾维钧处理。到1920年6月为止,顾氏在巴黎处理山东问题后续交涉,不断要求美国调停中日争端,也请英法协助。同时代表中国于10月13日签署《国际航空专约》,11月27日签署对保加利亚和约,12月8日签署对奥和约中有关赔偿损失之两附件。1920年1月10日对德《凡尔赛和约》换约生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顾维钧积极处理加入国际联盟诸问题。5月31日签署《国际航空专约》附件。6月4日签署对匈牙利和约。

最后对土耳其和约,顾维钧详细研究约本后,认为:“约内重要精神不外割裂领土,监督军政、财政,执行核定税则,扩张治外法权,凡此数端,为我国所欲设法解除而未能者,如竟行签字,仿佛赞成此项原则,似与我国外交政策不合,且增日后要求解除辩护之困难”,建议政府不要签字,北京同意后,中国遂未签土约。

1920年6月中旬顾维钧返美,和会事务由魏宸组接手。7月16日,对奥和约换约生效,魏宸组电告外交部:结束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之工作。

顾维钧虽然没有亲身参与五四运动,但他在当时外交战场与日本激烈交锋,在在牵动国人的心弦,成为国人景仰的抗日英雄。他学养深厚、口才便给,英语流畅优雅,多次在辩论时压倒日本外交官,暴露日本对华之威逼胁迫,为中国争取到国际同情,赢得个人之国际及国内声誉,也激发了国人的自信心。他在巴黎和会的奋战,是引发五四运动十分重要的外交背景,五四运动也对巴黎和会中国拒签和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五四运动前后的国人而言,优秀外交官的表现及年轻学生的爱国情操,都是振奋人心的未来之新希望。

作者

:唐启华;

编辑

:徐学勤、走走、覃旦思;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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