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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述,白寿彝的子女

日期:2019-08-30编辑作者:人物故事

白寿彝别名哲玛鲁丁,回族人,出生河南开封一个商人家庭,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师从冯友兰、顾颉刚,与郭沫若、臧克家、季羡林等人交好;他是《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著有《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交通史》等作品。然而,白寿彝的史学作品和观点掺杂了强烈的民族色彩,导致其观点失去了客观性。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4166am金沙app手机版 1白寿彝 1909年2月19日白寿彝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2岁入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 1925年考入上海文治大学,不久转学到河南中州大学文科二年级读书,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直接教诲。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旋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 1928年,白寿彝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这是白寿彝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 燕京大学时期 1929年9月,白寿彝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三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白寿彝关于朱熹的论着,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及其《序目》发表。《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白寿彝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风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部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 1930年初,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载了一批重要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 白寿彝在30年代记录的回族民间文学资料,大都有出处,包括讲录人、笔录人、流传地区以及讲述人的身份等。有的虽用半文言记录,仍然保持了一定口语习惯。至于如编辑《陕甘劫余录》,许多语言完全保持了西北人口述故事传说的面貌,增强了传说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白寿彝对本民族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并始终放在较高的地位加以肯定、运用,这种现象在回族文化史上是少有的。 1935年,白寿彝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白寿彝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1936年,白寿彝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陕甘动余录》,一直是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同年白寿彝在《禹贡》半月刊5卷11期发表《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这是白寿彝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抗战时期 1937年,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白寿彝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交通史》出版。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中国交通史》是白寿彝发表的第一部专着,也是中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有牛岛俊作日文译本。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1939年,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这时,白寿彝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瞻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后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 1942年,白寿彝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白寿彝来说,都是新开的课程。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1942年,白寿彝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回教小史》是白寿彝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 内战时期 1946年,白寿彝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白寿彝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本书有法文译本。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白寿彝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 1947年,白寿彝在苏州协助顾颉刚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一些好书。 1948年,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同年,白寿彝编辑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白寿彝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白寿彝最初用缪凤林的《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先生对本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1949年7月,白寿彝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并于同年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与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时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白寿彝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兼在地理系授课,用叶蠖生写的初中历史课本,课文简要而讲解详实,教学效果很好。 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了《丛刊》等4种《回民起义》(全四册,195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 1951年,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本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结合》。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 《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同年,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白寿彝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 1952年他与郭沫若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研究员。 1952年,为适应调整院校后课程改革的需要,白寿彝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情况的著作。 1960年,白寿彝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本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白寿彝认为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这还是新的说法,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同年,白寿彝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961年,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白寿彝和吴泽承担。先生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史学史资料》。《史学史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表。 文革时期 1971年起,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 自1975年起,白教授约请全国数百位史学界、考古界、科技界共500多位的专家和学者,风风雨雨,辛勤耕耘,历时二十三个春秋,于1998年底全部完成《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这部大通史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历史理论、史书体裁、编撰内容上都有创新。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 改革开放后 1979年,白寿彝曾经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作学问。实际上,先生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以后成果累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同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课程体系的改革。 1980年,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有一些新的看法。本书的体裁也有新的形式。印数达80万册,有英、日、西班牙、法、德文译本。 整个八十年代白寿彝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的著作。 到1999年,历经二十年的大型《中国通史》全部出齐,北京师范大学为先生举行隆重学术讨论会,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信祝贺。 2000年3月,白寿彝去世。白寿彝的子女4166am金沙app手机版 2白寿彝 儿子:白至德。 白至德,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曾为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白至德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中国通史》的版权问题发生过纠纷。白寿彝中国通史 自1975年起,白教授约请全国数百位史学界、考古界、科技界共500多位的专家和学者,风风雨雨,辛勤耕耘,历时二十三个春秋,于1998年底全部完成《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这部大通史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历史理论、史书体裁、编撰内容上都有创新。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 《中国通史》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人物评价4166am金沙app手机版 3白寿彝 白寿彝在编写本民族历史时,将自己民族内部流传的民间传说置于非常高的地位,这与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作风相驳。特别是关于明初一些开国将领的民族归属问题上,白寿彝仅凭一些流传于回族内部的民间传说,在毫无史学证据的情形下就将相当一大部分人物划入其编写的《回族人物志》,给明史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 白寿彝在涉及到历史上的汉回冲突时对自己民族一味偏袒,特别是关于陕甘回乱上,将屠杀平民的杀人魔王塑造成反抗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英雄。 他为我国的历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主持编撰了《中国通史》,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祝贺。但是白是回族的,虽然在关系到回族的一些历史问题有偏袒回族,不过这丝毫掩盖不了他为中国的历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过,白寿彝的史学观点和史学著作一直都有巨大争议。 他所写的《中国通史》第1卷第18页暴漏了其内心的强盗思维,白寿彝认为,汉族先民修建郑国渠白渠,数百年辛苦培育的关中沃土理所当然要让羌氐居住,不愿意的话就是不愿意这些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就是不愿意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因为自身的民族芥蒂而丧失了史德。

        寿彝先生姓白,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先生撰述繁富,讲学每多新解,可记的行事,可传的议论,都是大量的。我现在只能就个人所知,依照时间先后,写成事目,编先生学谱一卷,只能记其要,不能求其全。如果这篇《学谱》能对先生学术思想脉络的发展有所反映,对后之学者能起点指点门径的作用,那就是我最所希望的了。 

[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后期,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融会贯穿。他的史学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关键词]白寿彝治学经历史学史研究通史民族史一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历程1987年,白寿彝先生曾概述自己的学术工作说:“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1]也就是说,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和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这种治学局面的出现,是白先生一生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向。这里面,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白寿彝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青年时代,他是一位对本民族富有深厚感情的爱国青年。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在河南与友人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远大志向。他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和前途。1935年,他才26岁,就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并在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论述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开始了他研究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术生涯。解放前,他发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回教小史》、《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编有《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等。白先生的这些论著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表的,当时,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根本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只承认是回教徒。若说回回是一个民族,会招来各种迫害,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研究回族历史,不得不使用“回教”的提法。在这些论著中,白先生对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些前人未曾提出或未曾解决的问题,皆给予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在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2]解放以后,白先生在回族史方面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回回民族的新生》、《回民起义》、《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编写《回族简史》。随着他的史学思想的成熟,他提出用综合性的体裁编写多卷本的《回族史》,认为《回族史》应分为四个部分来编纂。[3]他此后主编的四册《回族人物志》,实际是他设想的多卷本《回族史》的第四部分。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与他的中国通史研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而且相互促进的。从时间上看,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起步更早一些。由民族史而中国通史,使得他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白先生研治中国通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中国交通史》的撰写。《中国交通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近世以来第一部交通史专著,出版以后,得到较高的评价。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说到它,认为它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精善的”一种。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但对白先生治通史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几十年后,白先生仍认为:“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1]《中国交通史》是一部交通通史,作者从夏写到最近,内分五期: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通商以后,并分别指出各期的特点,目的是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个头绪来”。[1]通过这本书的撰写,作者既获得了治史的趣味,又在治史方法上进行了探讨和实践。紧接着,白先生在1938年开始进入教育界,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文史系、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解放以后,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五十多年的讲台生涯中,中国历史始终是他担任的重要课程之一,如1940年在云南大学,他讲授中国上古史;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春秋战国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始用缪凤林的《中国史略》为教材,后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4]在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66年间,他几乎讲遍中国各时期的断代史。五十年代,带领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努力改进历史教学,为外系开设中国通史。[4]在这个领域的长期耕耘,使得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1980年以后,他把精力集中到通史撰述上,决不是偶然的,是由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作基础的。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四十年代初,他在云南大学讲学,在文史系主任楚图南的建议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在1928年,白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也就是说,这时他已有了创造新文化,必须善于总结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思想。现在看来,他这篇论文,对他一生的治学,特别是以后走上研究史学史的道路,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四十年代初,他之所以鼓起勇气,敢于承担史学史这门新课,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那时的史学史教学,没有专书,更没有教学大纲,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讲授,大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介绍,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气味甚浓,“史”的特点不突出。白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他一边学一边讲,第一次讲到唐,第二次就续到清。对一些重要史书,重点研读,详细讲述。他对这种史部目录式的讲法并不满意,认为就像许多珍珠,缺少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1943年,他读到朱谦之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阶段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朱氏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分几个阶段。白先生在讲课中,吸收了其中的观点,试图找到贯彻中国史学发展的线,但依然没有成功。白先生四十年代的讲义已无从见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1946年5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发表的学术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先生将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5]四个时期的划分,是从史书体裁本身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得出的,突破了简单以朝代作划分标志的格局,是作者试图系统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反映。四十年代,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已出版了几部,其中尤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影响最大。白先生在佩服金氏博闻强记和驾驭材料能力强的同时,对金氏把精力过多地用在书目考据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的作法,有着更高的要求。页码1 2 3 <

内容摘要: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始于1911年,其后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文中对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进行了概述,并加以简短的评介,对了解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 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 1929年,先生20岁,出版《开封歌谣集》。 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风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 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 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部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同年9月,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三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著,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先生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编》148卷及其《序目》发表。 《朱熹辨伪书语》一书,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关 键 词:日本 中国伊斯兰教 研究综述

        1935年,先生26岁,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先生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作者简介:鲁忠慧,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36年,先生27岁,在《禹贡》半月刊 5卷11期发表《从?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这是先生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其研究历程发展至今,已近90年,经历了起步、繁盛、低迷、再发展的阶段,在其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研究中国伊斯兰的知名学者、专家,学术成果可观,并形成了其独有的研究特点。

        1937年,先生28岁,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先生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先生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中国交通史》出版。 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中国交通史》是先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有牛岛俊作日文译本。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一、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四个时期及其研究成果

        1938年,先生29岁,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学,讲治学的材料和方法,主编《月华》。

20世纪初至1930年起步阶段的研究及其成果

        1939年,先生30岁,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 这时,先生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瞻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先生31岁,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至1942年。先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先生来说,都是新开的课程。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明治以后,近代日本与中国的清朝政府建立了关系,而当时正值我国回族穆斯林反抗清政府压迫,回民起义不断发生之时。虽然当时日本的各家报纸对1895年、1896年的回民起义相继作了报道,但日本学术界此时尚未出现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文章。按日本学者的说法,1911年远藤佐佐喜及1912年桑原骘藏的论文应该是最早的研究中国伊斯兰的论文,即1911年远藤佐佐喜在《东洋学报》的创刊号第1卷第3号上的《有关支那的回回教》和桑原骘藏1912年在《文艺》上的《创建清真寺碑》一文。此后,桑原开始倾注于伊斯兰与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并在这方面留下了重要的论述性考察文章。1915—1918年,桑原在《史学杂志》上连载了《有关宋末的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1926年,桑原在《庆贺内藤博士六十诞辰中国学论丛》中发表了《有关隋唐时期的西域人》。桑原有关蒲寿庚的文章,在日本学术界非常有名并占据了重要地位。

        1942年,先生33岁,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中国回教小史》是先生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

桑原之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从东西交通史到宗教史的研究,不断地向前发展,1918年《东洋学报》上刊登了石田干之助的《有关中国出版的回教文献》,这是最早被介绍到日本的“回教文献”目录。石田在文中列举了文献的目录、著者名、册数、大小、出版年代等,所列文献95种,这些“回教文献”为汉语水平非常好的日本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利用自己精通汉语的优势,对中国的伊斯兰进行研究的桑田六郎便是这个时期很突出的日本学者之一。其文《有关回回》,1919年登载于《史学杂志》上。1925年桑田在《纪念白鸟博士六十寿辰东洋史论》中,发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文中介绍了明末清初辈出的回儒的略传及其著作。1926年桑田又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礼拜巡礼》。1933 年桑田在《纪念市林博士古稀东洋史论丛》中发表了《有关刘智的采经书目》一文。文中就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第一人刘智在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时,对他所参照的、引用文献的原书名,进行了比较、论定和研究。最终判断出了刘智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事。同时清楚地了解到了许多与苏非主义相关的东西。

        1944年,先生35岁,又回到云南大学讲学,讲史学名著选读。

在远藤佐佐喜和桑原之前,虽有一些介绍中国伊斯兰方面的文章,但谈不上是研究论文。1906年的《外文时报》第61号上发表了户水宽人的《北京张家口的穆斯林》,只是一篇讲演文,但却是一篇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最早的报告文。同年,伊东忠太在《历史地理》上发表了《清真寺——支那的回教寺院》。这是一篇介绍中国清真寺独特建筑风格的文章。上述两篇文章,虽然早于远藤和桑原的文章,但因是非研究性论文,所以,日本学者认为远藤和桑原的文章,才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方面的开端之文,尤其是远藤佐佐喜的《有关支那的回回教》,被日本的学者称之为“占据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史第一席”的文章。

        1946年,先生37岁,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在《中国回教小史》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它不只是一本伊斯兰教史,从书中论述的各主要内容来说,并且是一部中国回族史。全书采取教材的形式,反映先生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和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群众的思想。本书有法文译本。在五华书院的讲演破史书体裁风俗,另立新意,是先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史学史方面的意见。讲词见《文讯》月刊1946年新10号。

在这个时期内,还有一些研究群体,如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改信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也对中国的伊斯兰进行着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日本穆斯林界的权威三田了一,据说是1920年前后改信了伊斯兰教,他曾于1920年三次在山口高等学校的《东亚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文,都是以《中国的回回教》为题。文章介绍了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日本穆斯林佐佐间次郎1922年的《中国回教问题》,1923年的《中国穆斯林的过去、现在与学社的前进运动》,1924年的《中国穆斯林的研究》都是日本在中国伊斯兰研究史上的初期著作。田中建平1924年皈依了伊斯兰教,1924年夏季,实现了去圣地麦加朝觐的愿望,1925年他的《伊斯兰圣地朝觐白云游记》在济南出版,全书共330页,此书属于游记, 书的上篇“向西向西”叙述了与中国伊斯兰相关的非常有趣的事。1922年,田中将玫逊的有关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英译本译为日文。1941年,即田中去世之后,其日译本发行。

        1947年,先生38岁,在苏州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编务。时,停刊已久的《文讯》月刊已于1946年1月复刊。 文通书局编译所有一个初步设想的出版计划,包含世界文学名著、文学丛书、医学丛书,少年儿童文库。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出了-些好书。

日本穆斯林川村狂堂,居住在北京,从事中国伊斯兰研究,1927年设立了“回教研究会”,并创办了月刊杂志《回教》。杂志于1927 年5月15日发行。这是一份最早的日语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专门杂志,所载文章,大部分是川村本人所写,内容多属介绍、启蒙性文章,共计18册,此刊因川村去“中国中南”,于1929年5月休刊。

        1948年,先生39岁,在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中央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同年,先生编辑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和校点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出版。先生在《月华》发表了《纯真篇义证》。 中央大学为中国通史开五个班的课。先生最初用缪凤林的《中国史要略》为教材,后来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义证"是《古兰经》的一个篇名。先生对本篇经文各种汉文译解加以评论,主张以经译经,以经解经,不要揣测。

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研究群体,即来自日本政府的“研究”,日本为其侵略中国的“大陆经营”计划而作准备,在相应的机构中,也开始了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

        1949年,先生40岁。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兼在地理系授课,用叶蠖生写的初中历史课本,课文简要而讲解详实,教学效果很好。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之间,先生在历史系开了许多的课程,包含有春秋战国史、隋唐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文选、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历史唯物主义等。往往是同时开设两三门课程,并采用了多种辅助教学方式,如课堂讨论、学期论文、教育实习、历史晚会等。在努力教学的同时,先生的治学兴趣已逐渐比较集中于回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历史教育。此后,先生对于这四个方面的论述都比较多。 1950年,先生41岁,发表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这是先生所发表关于历史教育的第一篇文章。

1914年,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登上了垂涎已久的山东半岛,占领青岛,于1915年逼迫中国北京政府与之签订了“二十一条”,企图独占山东权益,继续驻留军队。当时在山东省以济南为中心沿着大运河居住着许多回族,这些回族穆斯林在当地经济界具有相当势力,这种情况引起了日本的青岛守备军的“关注”。在此情势下,1922年,大村之一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一书出版,此书包括2页附图和13章内容, 这是用日文撰写的最早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且偏重现状分析,书中史实方面的错误较多,但其中第八章“中国回教代表性地方及其势力”有附图,即“甘肃新疆官回两军比较概见图”,对了解1920年中国西北政治军事势力状况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1951年,先生42岁,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本书从历史上说明解放前后回族政治地位之重大变化。同年,在《光明日报》创办了《历史教学》半月刊,发表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的结合》。同年,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与学习》。 同年,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这是先生提出来的新问题,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

1924年,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主办,由大宰松三郎执笔的《支那穆斯林研究》一书完成,书分五章,概括叙述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

        1952年,先生43岁。为适应调整院校后课程改革的需要,先生组织青年教师成立中国史教学小组,集体编写教材,分头到各系讲课,解决了六个系的历史教学的共同任务,也帮助了本系青年教师的成长。 同年,出版了《回民起义》。 全书共4册,云南和西北各2册。云南部分是对《咸同滇变见闻录》的充实。西北部分是重新搜辑的。

从以上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状况来看,其研究群体可大致分为三个:一个是纯学问研究,一个是在中国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的研究,一个是日本政府为配合侵华目的所进行的调查、研究。

        1954年,先生45岁,发表了《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王毓铨合著)。

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兴盛时期(1930—1945)

        1955年,先生46年,发表了《明代的矿业的发展》。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1931年的“9·18事变”的爆发, 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在东北、华北地区自然就与当地的穆斯林产生了关系,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和情况,就成为日本官方的当务之急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渐渐地认识到了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日本政府设置了以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为对象的伊斯兰研究机构,同时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开始走上组织化的道路, 迎来了新的时期。 尤其是1937年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具体表现在:

        1959年,先生50岁,发表了《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论青年教师进修的通与专问题》。

1.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情况。1937年5月,由内务省的远藤柳作,外务省的笠间杲雄、内藤智秀、海军的匝瑳胤次以及佐佐间次郎共同协办的“伊斯兰文化协会”成立。1937年10月协会的杂志《伊斯兰》或《回教文化》创刊,此刊物于1939年1月停刊。所刊文章, 多数都是与西亚相关的论文,与中国有关的有村上正二的2 篇历史研究论文和佐佐间次郎的3篇现状调查报告。

        1960年,先生51岁,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谈了回族史上的四个问题和回族史工作问题。在谈到回族来源时,先生认为回族来源有多种不同的国外族源,但形成民族是在中国境内。这还是新的说法,而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同年,先生还发表了《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937年“回教圈考究所”(后更名为“回教圈研究所”)设立。此研究所是1933年成立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的一个附设研究机构,所长是大久保幸次,所员有小林元、松田寿男、野原四郎、竹内好等。1938年7月研究所月刊《回教圈》创刊,1944年10月停刊,共办了66期, 在这个刊物上,有关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文章很多,有近30篇论文及许多现状调查报告和历史研究与中国有关。

        1961年,先生52岁,高教部文科教材会议决定把编写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任务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由先生和吴泽先生承担。先生开始考虑编写中国史学史的计划,并开始编印专门刊物《史学史资料》。《史学史资料》原为内部刊物,后改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发表。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于序事中寓论断》,《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谈史学遗产》。

1938年5月,外务省调查部的季刊《回教事情》创刊,1941年12 月停刊,共计14册,所载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很多,数量多于《回教圈》,但文章几乎都未署名,且缺少细致的分析和出处。

        1962年,先生53岁,出版了《学步集》。 
 
        1964年,先生55岁,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内部印行。 1965年,先生56岁,发表了《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 本文是先生在巴基斯坦国际历史家学会上的讲演。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文化讨论会又讲过一次,题为《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内容大致相同。

1940年,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在帝国学士院设置。1942年受委员会派遣,石田英一郎、野村正良、须田昭义对蒙疆的回民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因战火而遗失,其调查情况可从1943年刊行的《昭和十六七年度东亚民族调查事业》中得知。

        1972年,先生63岁,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24史校点的工作。

1943年1月,国立民族研究所设立,它直属文部省管辖,所长是京都大学教授高田保马,研究所除总务部外,还有5个研究部。 民族研究所重视对当地的调查研究。1944年研究所的岩村忍、佐口透、小野忍对中国的蒙疆地方回民进行了调查。

        1974年,先生65岁,发表了《论秦始皇》。

2.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及其成果。 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得到日本研究者的青睐,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1936年,岛崎昌在《京城帝国大学史学会志》第9辑上的《回教名称考》、1937年村上正二在《伊斯兰》1号上的《有关回教传入中国》,1937年爱宕松男在《蒙古学》1 辑上的《关于元代色目人的考察》,1936年发表在《善邻协会调查月报》上小林高四郎的《元代回族穆斯林的高利贷》等,都是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文章的论述,明确了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1978年,先生69岁,发表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本文有英、俄等多种外文译本。

同一时期,在文献学领域内日本的研究者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代表人物是田坂兴道。田坂兴道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而且也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中的作用,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伊斯兰社会史。其主要代表著作是《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1979年,先生70岁。先生曾经说过,他70岁以后才开始作学问。实际上,先生积累数十年来学术耕耘,自70岁以后成果累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同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倡导了历史课程体系的改革。 同年,先生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1980年,先生71岁,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主编)。 《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有一些新的看法。本书的体裁也有新的形式。印数达80万册,有英、日、西班牙、法、德文译本。

有关中国“回儒”的研究,以田中逸平的日译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于1941年刊行为开端,有关的论文便陆续出现。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日译本是田中从玫逊的英译本译过来的,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角野达堂,其成果有:1940年《中国佛教史学》4卷1号上的《回儒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1941年《回教圈》上的《清真大学考》,1942年《摩可衍》上的《中国回教思想的性格》。另外,田坂兴道1944年在《回教圈》8卷4号上发表了《回教与中国思想》等,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回教更多地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

        1981年,先生72岁,出版了《史记新论》,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4篇。 同年,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在日本国没有研究伊斯兰学的传统,尤其是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源,所以翻译中国及欧美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了,除了前面讲过的《回教圈》、《回教事情》等杂志每期都有译文刊出之外,有关翻译的单行本有:田中逸平译的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安德鲁著,志贺勉译的《中国西北的回族穆斯林》,1941年由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出版发行,原书名为《中国西北的新月》,1912年在伦敦出版。作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对宁夏、甘肃、青海的新教回民进行了访问;R·B依克维尔著,莲井一雄译的《甘肃西藏边疆地带的民族》,1943年由帝国书院在东京发行,原书1939年在芝加哥出版。同书还有由川西正己译的另一个译本,书名为《甘肃、西藏边界汉、回、藏文化的关系》,1943年由东亚研究所作为资料印刷出版,此书的作者于1927—1935年间,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和西藏的交界处,从事教会教育。作者调查、研究了循化、夏河、狄道、洮州、岷州地区的汉人、藏人及回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是一本深受日本学术界注目的书籍。

        1982年,先生73岁,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再谈历史文献学》、《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

1921年德国的伊斯兰学者马丁·哈特曼(Martin.Martman)在莱比锡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土方定义将其中的一章译为日文,即《中国的回教》,1941年7月在兴亚资料第20号上印刷出版。除此之外,刊登于《穆斯林世界》上的布鲁姆·霍尔(Broom hall)、欧·鲍斯曼、C·L·皮肯斯、S·M·祖曼、H·D ·海伍德、G·R·哈里斯的文章也被相继译为日文。

        1983年,先生74岁,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古籍研究所。出版了《史学概论》(主编)、《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三部著作,并发表了《说六通》、《古籍整理和通史编撰》、《说"成一家之言"》、《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等文章。
1984年,先生75岁,发表了《说成一家之言》和《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一篇重要文章。

对中国文献及文章翻译的成果主要有:对半月刊杂志“《禹贡》1936、1937年的回教特辑号”的翻译。即5卷11期的57辑“回教与回族专号”和7卷4期和67辑“回教专号”上所刊文章,大多被译成日文。《禹贡》7卷4期的顾颉刚、白寿彝的论文,翻译之后发表在满铁大图书馆《书香》1939年10月第118号上。另外金吉堂著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出版,1940年由外务省调查部翻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回教史》。傅统先著的《中国回教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1942年由新兴东亚研究所的井东宪翻译成日文,书名同样是《中国回教史》。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也被当时上海的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翻译为日文。

        1985年,先生76岁,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第1册(元代)。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 1986年,先生77岁,由他主编的6卷7册本《中国史学史》第1册出版。 同年,发表了《在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除上述业绩之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批实地调查的成果出现,在这方面取得业绩最大的要数东亚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主要的调查报告有:1940年10月印刷出版几志直方的《中国西北羊毛贸易和回教穆斯林的作用》;1941年5 月出版小林宗三郎的《有关北京回民的小借贷》;1941年5月《满洲国的回教调查资料》。 国立民族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1944年出版了《第一期蒙疆回民调查项目》一书;1945年9 月岩村忍在《民族研究所纲要》第三辑上发表了《蒙疆回民的社会构造》。除此以外,许多调查成果,战后都被以研究所个人的名义发表。

        1987年,先生78岁,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本书有英、西班牙、德文译本。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

另外,还有一些个人的调查成果,相继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1941年小川久男的《包头的皮毛店、皮庄》在《满铁调查月报》21卷7、8、11、12期上连载;1943年清水敏的《回教穆斯林衣食住实际情况调查报告——包头》在《蒙古》10卷6号上发表;1941年三田了一、竹内义典的《中国北部的回教事情》以线装书的形式出版,这是一部调查报告书,全书有467页,是以1939年2月至1940年6 月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成的,尤其是书的后半部分“中国回教穆斯林的文化”、“各地回教穆斯林的事情”,至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料;1942年津吉孝雄的《华北回教穆斯林的生活》发表在《大乘》21卷4—10号上, 津吉孝雄在北京居住过3年,这篇报告文是作者亲身经历;1944 年日本的中国法制学家仁井田升的《北京回教穆斯林商人与其同行的融合》发表于《回教圈》8卷6号上;1943年易浅广二的《有关南京回教穆斯林的备忘录》发表在《回教圈》7卷2号上,此文1943年又以《南京的回教》为题见诸于《回教圈》7卷3号上。1938年松田寿男的《踏访燕都的清真寺》在《回教圈》1卷1、2、6号上连载;1942年竹内好的《中国北部、蒙疆的回教》发表在《回教圈》6卷8号上;1940年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小林元将自己在东北、蒙疆、华北清真寺的见闻整理成书,在东京出版,书名为《回回》。小村不二男1941年油印出版了自己在厚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回教断片》。

        1988年,先生79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2册(明代)。 同年,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等。 1989年,先生80岁。由先生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出版。 同年,发表了《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说"为人师表"》、《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

在研究清真寺建筑方面,林田治郎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满洲回教建筑史的研究》(《满洲建筑杂志》10卷7号,1930年)、《蒙疆回教寺》(《建筑杂志》656号,1939年)、《花头曲线的文化》(《学海》1卷1号,1944年)等。

        1990年,先生81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3册(清代)。 同年,发表了《说豪族》、 《绘画本<中国通史>序》和《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同年,12卷本《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个时期,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有一些旨在配合“时局”所需而论及到中国伊斯兰的文章,这些文章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调查报告。

        1991年,先生82岁。《中国通史》第3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综上所述,1930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国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吸收以及利用东洋史学方法根据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对日本侵占的地方进行的社会调查这三个方面。这个时期,由于政府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中国的伊斯兰的研究,所以使政府的研究行为与学者的研究行为融为一体,尤其是在中国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其研究被作为侵华工具所利用,使得这个时期的研究,打上特殊的烙印。

        1992年,先生83岁。 《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60多年来先生所写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的选集。也是颇有新意的。1993年,先生84岁。发表了《读点历史有好处》。 这是先生为《光明日报》史学版创刊40周年纪念所写。文章说:"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同年,由先生主要设计编辑的《文史英华》(共15册)出版。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4册(近代)发稿。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第三个时期(1945—1980)

         1994年,先生85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随着二战结束、日本的战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也随之转入了另一个时期。无论从研究者本人还是研究成果方面来讲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战争中设置的调查机构相继解散或被接收,研究者也失去了先前的条件,尤其是对田野调查者来说,没有了赴北亚、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调查机会,因而这部分人中有许多人在战后改变其研究方向。如岩村忍转入了蒙古社会经济史,小野忍转向了中国文学,佐口透则转向了新疆社会史等,还有许多研究者都离开了中国伊斯兰的研究领域。而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大多都是依赖文献进行研究的学者。与此同时,中国伊斯兰研究这一领域也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虽然这些新的研究者人数的增长不快,但毕竟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研究的群体还是在继续扩大。

         2000年3月,先生与世长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于同年10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战后,较早地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首推岩村忍。岩村忍原是民族研究所回民调查组成员之一,由于当时对满蒙、西北边境地带进行过调查研究,在对蒙疆回民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之后,于1949—1950年在东京出版了《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一书,此书分为上、下两部,出版后,在日本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附录:十二卷《中国通史》出版情况:(1989--1999年)

小野忍对蒙疆回民调查中所得到的有关哲赫忍耶的资料,进行了文献史性质的研究,其成果《中国回教教团》1948年发表在《东亚论丛》第6辑上。佐口透在这一时期内,取得了许多成果:1949 年的《中国穆斯林宗教秩序》发表在《民族学研究》13卷4号上;《中国伊斯兰教典》1950年发表在《东洋学报》32卷4号上;《中国伊斯兰教的近代主义》、《中国伊斯兰教教派》1968、1970年相继发表在《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史学篇》上。岩村忍的《甘肃回民的两种类型》1944年见诸于《民族研究所纪要》上。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总主编兼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战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发生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研究、分析明清时期的社会史、回民起义及苏非主义。如佐口透的《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一个侧面——从清朝实录来看》(1955年《内陆亚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家寺广映雄的《有关云南穆斯林起义的性质》(1957年《大阪学艺大学纪要》5号);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民起义的一种形态》(1958年《别府大学纪要》8辑),1965 年他还出版了《中国回教史序说》一书;神户辉夫的《有关清朝后期的云南回民运动》(1970年《东洋史研究》29卷2、3号),以及他的《回民起义——1840—60年代的云南》(1978年《中国近代史讲座》);片冈一忠的《有关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甘肃回民起义》(1979年《大阪教育大学纪要》27卷2、3号),及他的《从刑事案资料来看清朝的回民政策》(1976年《史学研究》136号);佐口透的《中国伊斯兰的神秘主义》(1959年《东方学》第9辑); 本田实信的《有关〈回回馆译语〉》(1963年《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号)。有关回民起义的研究,中田吉信是这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者,他连续不断地发表了许多论文。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后文有叙。

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总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近十年来日本学界的中国伊斯兰研究

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总主编 上、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近十年来,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明时期的历史研究,清朝的回民起义研究、苏非主义、门宦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伊斯兰教政策和回民社会现状的研究这几个方面。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总主编,主编之一 上、下册) 1995年版

这个阶段有关元明时期的研究成果有:佐口透的《蒙古帝国与西洋》,1980年由平凡社出版;杉山正明的《元朝治下的穆斯林》(《专题讨论—伊斯兰与蒙古》中近东文化中心研究会报告第10期);松田孝一的《中国蒙古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的扩大》(1959年《在世界中不断扩大的伊斯兰》);寺田隆信的《明代泉州回族杂考》(1994年《东洋史研究》42—2);中田吉信的《有关泉州清净寺的创建问题》(1989 年《东洋学报》70—1/2)。

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5年版 

有关清朝回民起义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中田吉信,尤其是对西北回民起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他的《西北回民起义考》、《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界的改革运动》、《西北回民军阀抬头的过程》分别见诸于1988年、1993年、1994年的《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上。在苏非主义、门宦方面主要有:黑岩高的《17—18世纪甘肃的苏菲主义教团和回民社会》(1994年《伊斯兰世界》)等。中国共产党伊斯兰教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田吉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政策——以伊斯兰教界的对应为中心》;松本真澄的《中国伊斯兰近代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的考察》(1995年《新泻大学》第35号)以及她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一书,此书1999年2 月由多贺出版社出版。

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7年版 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有关中国回民现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西泽治彦的《南京的清真寺及回族的概况调查报告》(1993年《有关语言文化接触》),《中原回族穆斯林》(1995年《亚洲生活读本、中国》;唐立的《女性不礼拜的村落——西双版纳的穆斯林》(1994年《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佐滕次高的《说阿拉伯语的阿訇们——巡访中国穆斯林地区》,高桥健太郎的《回族的居住分布与清真寺的机能》(1998年《地理学研究》第26号);泽井充生的《白帽、色兰、八宝茶——生活在中国宁夏、甘肃的回族的社会与生活》。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7年版

总之,近十年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随之越来越多,相对战后的一段时间来说,对中国穆斯林现实生活的调查文章逐渐增多,文献性研究也在继续进行,只是研究方向有所不同。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二、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特点

中国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总主编 上、下册) 1996年版

4166am金沙app手机版,1.从以上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四个阶段来看,中日两国的关系同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的研究密切相关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总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从起步阶段至再发展阶段,两国关系史的烙印,时代的影子显明可见。20世纪初至1930年的第一阶段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还未进入全面性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群体,即纯学术性研究群体,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研究群体和因“时局”需要而对中国伊斯兰进行研究的带有侵略目的的政府行为的研究群体。第二阶段的兴盛期,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日本政府为解决侵华战争中遇到的回族穆斯林问题,加大了这方面研究的资金投入,从而为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使其研究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第三阶段(1945—1980),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本的战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低迷时期。第四阶段,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进入了再发展阶段,日本的年轻学者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新鲜血液不断输入。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主编 上、下册) 1999年版

2.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是从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发展到少数研究者从纯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

从户水宽人至桑田,其中无论是伊东忠太还是桑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开端是与这些学者的中国旅行密切相关的,即与其中国旅行——清真寺巡访——收集碑文、文献资料不无关系,由于这些先驱者的“关心”、“感兴趣”,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使这一研究领域得以客观、科学的发展。1924—1925年,桑田为了写成《明末清初的回儒》,两度游历了中国,询访了各地清真寺,他希望通过此次旅行,接触异国的风土人情,了解他乡的风俗习惯,搜集有关的资料,以补充在研究中国回回时资料不足的状况。《礼拜寺巡礼》也是这两次游历中国的成果之一。

3.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起步阶段的研究者,都是东洋史学的学者

这些学者是从东西交通史的领域起步,取得了一些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2年初版、1935年再版的桑原的《蒲寿庚考》。研究中国回民史的东洋史学者桑田六郎,发表了许多文章,如他的《有关回回》(1919年《史学杂志》)、《明末清初的回儒》(1925年《东洋史论丛》)等。他的这些业绩以后便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回民史的最早成果,而他本人也成为研究中国回民史的先驱者。除此之外,从东西关系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伊斯兰的东洋学者还有藤田丰八、前信次,矢野仁一等。正是这些东洋史学家,开始并推动了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

4.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其研究内容的实质,是以中国回族穆斯林为中心的

原因在于日本学者对存在于汉族社会中却具有自己自身独特性的回族感兴趣,对日本学者来说,研究中国伊斯兰,更多地是研究中国回族这个民族,而不注重于宗教的研究。

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方法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方法是在现实研究方面的田野调查法,这种研究方法,最早是受欧美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在历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对资料、文献的搜集、运用及考证。

三、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1.田坂兴道及其宏著《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田坂兴道1912年生于山口县的农民之家,1957年因病去世,享年45岁,可谓英年早逝。日本学者认为田坂兴道是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第一人。

田坂兴道从事中国伊斯兰研究,开始于1940年,并不断发表研究成果,战后他从东西交通史、伊斯兰史的角度,就有关中国伊斯兰文化、制度史、回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是他的遗稿,1964年由东洋文库整理出版。此书分为上下二卷,是田坂兴道的集大成之作,无论是在资料上还是学术上都非常有价值。

《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一书,是充分利用古今中外文献,力图系统性、综合性地叙述中国回教史的一部分而写成的。上卷为“传入”篇,包括序论及三章;下卷包括第四章至第六章。由内容可知,田坂兴道是以元、明时期中国伊斯兰的形成、教学经典及教义著作为其研究重点的。

2.今永清二及其《中国回教史序说—其社会史的研究》

今永清二1932年生于日本大分县,现任日本广岛女子大学校长。其著作《中国回教史序说—其社会史的研究》1965年在东京出版,自出版之日起,在日本学术界便引起关注,可以说这是继田坂兴道之后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又一力作。

书分8章,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今永清二的研究运用了传统的东洋史学研究方法,分析了清朝的官方记录及其高级官员的文集等基本资料。

3.中田吉信及其成果

日本学者认为中田吉信是继田坂兴道之后的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人,他持续不断地发表了许多优秀之作,其研究成果主要倾向于中国的回民起义,尤其是西北回民起义。

他的早期代表成果有:《清代回教穆斯林的一个侧面——马承荫和马新贻》(1953年《东洋学报》)、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1953年《近代中国研究》),特别是1986年以后,连续发表了总计几十篇、数百页的有关回民史研究的论说,这些文章大部分刊载于1986 —1994年的《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上。这些论述,包括书评,仔细地分析了现代中国的许多资料,是对中国学术界公认论点的实证性研究。中田吉信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东洋史学的方法,详查了汉文资料,以期研究、探明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回民即少数集团的种族形成过程及其与汉族社会共存、对立的中国回民的诸多特性。“由于中田吉信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使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回民社会的研究,由内向外地得以发展”。

参考文献

[1]片冈一忠:《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小史》。

[2]佐口透:《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3]今永清二:《中国回教史序说一其社会史的研究》。

[4]田坂兴道:《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责任编辑: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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