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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人为什么会喜欢把族徽刻在身上,人体装饰

日期:2019-09-15编辑作者:名族风俗

原标题:美民·风俗 | 文身里隐藏的密码——黎族人的文化传承

关于黎族文身的文献记载很多,到明清时期,记载越多,也越详细,有的文献里还绘有文身的图像。关于文身的起因,也有说明。

黎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它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骆越”,是承传百越传统文化最多的民族之一,如断发文身、干栏式建筑等。据记载,远古时代,文身习俗即已产生并流行于黎族先民之中。《山海经》是最早记载黎族文身习俗的古籍,其文曰: “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文中的“雕题国”,指的是有文身习俗的部落,据考证就位于海南岛,书中所记就是今黎族先民的文身习俗。从秦汉至宋代,文身习俗遍及黎族各地。明清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其流行区域逐渐缩小,但海南五指山周围地区的部分黎族,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较少,仍然“椎髻跣足刻面文身之习未改”。

《中国原始艺术》第二章 人体装饰(上)

9月“开学季”到来,看到学生们朝气蓬勃的面孔,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新学期新气象的期待。在许多学校,文身是不允许的,但你知道吗?在海南岛上的黎族,不文身则不能被祖宗承认,文身是黎族人传承已久的文化传统。看来,对于文身不能一概而论。黎族人为何会有文身的传统呢?和小美一起来看看吧。

文身的起因,在民间传说中说法纷纭,不可枚举。在文献及文人诗文中所记述的主要有四种说法,其中比较普遍并被认同的说法,是明代顾岕说的不文身,“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其他文献,也作出了概括性的叙述:文身“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宗不识也。”这点明了文身是祖先传下的遗规,如果妇女在世时不文身,死后祖先鬼不认她,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也就是说,文身习俗产生于原始宗教,文身含有氏族标志的意义。

文身过程痛苦异常,由于其面积达全身,有时要几年之久。

  

黎女豪家笄有岁,如期置酒亲属至。

还有另外三种说法,一为防止被掳掠:“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二为表示爱情的忠贞不二:“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己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文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使之不得再嫁。”上面说的“花样皆男家所与”,这或者是清代以前的某些方言黎族的习俗;后来,黎族文身都是同一方言、信仰、部落的文身图样一致,女儿文身图样与其母亲相同。而且,说是男为女文面;也不是这样,在文身操作时,男性是不能接近的。三为美丽:“五指山中女及笄,百花绣面胜姻脂。”

文身过程非常残酷,几乎不采用任何麻醉或止疼措施,文身者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或他人的按压强制完成。

  考古发掘和现代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我国现在版图上的原始先民就已经懂得装饰自己的身体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形式,人体装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人体装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自持针笔向肌理,刺涅分明极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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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对抗疼痛的考验。文身图案都是用藤条上的刺生生地扎出来的,然后再用麻疯树籽灰上色。藤条主要有白藤和红藤。利用藤条制作藤针时,先截取一段藤茎,长短二三十厘米不等,一端留刺一至三四组(根)不等。单生之刺以粗壮、尖锐、锋利者为宜,对生之刺以等长、等距、排列整齐者为佳。余刺及皮剥掉,仅留骨干。单针用于文刺单线、细线、圆点及其他细小的花纹图案,双针和多针用于文刺平行之双线和较大面积的花纹图案。

  (一)绘身,即用颜色在人体上涂绘出某种图案或大面积地涂色甚至涂遍全身,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装饰,而且是一种不能持久的装饰;

点侧虫蛾折花卉,淡粟青纹绕余地。

文身的起因,究竟是一元的或是多元的,因为历史久远,而且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故缺乏本民族的文字记录,现在不可考。

文身的绣法是文身时,文身师一手握着藤针,一手握着拍针棒(可用筷子代替),藤针被轻轻敲击后,皮肤就被不深不浅地刺破了,在皮肤上刺出小孔,以点成线,用点和线组成各种纹图,然后沿着预定的纹图把料水沁入受文者的皮肉内。文师一般是有文身经验的中老年妇女,基本没有现成的图谱可参照,完全凭记忆和经验而行。

  (二)以自戕身体为特点的刻痕、文身、凿齿、磨齿、穿唇、穿耳、穿鼻等装饰,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或固定的人体装饰;

——汤显祖《黎女歌》

文身对于黎族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人生生活内容,所以,文身的仪式与过程自然也深受黎族人的重视。可以说,文身过去是每一个黎族妇女生命礼俗中的成年礼,因此,文身的礼俗、仪式与禁忌也十分复杂。

黎族女性所文的图案多种多样而又内含玄机,绘于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几何形图案,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细究起来却十分复杂。这些在特定部位交叉或平行的抽象图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三)悬挂和附着于身体某部位的各类带、索、坠、环、管、箍等装饰物,包括衣着,这是一种暂时性的或不固定的人体装饰。

《牡丹亭》的作者,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曾经游历海南岛,这首诗就是他对黎族女子文身的精彩描写。

4166 ,文身的工具比较简单,多是就地取材。主要有藤刺、拍针棒和染料。藤刺多用白藤刺。白藤在黎族地区生长较多,白藤密生利刺,有单生和互生两种,单生的要求刺要锋利,刺必须整齐地排列在藤枝同侧的轴心线上;互生的两行刺要排列整齐,刺要等长,间距相等,一般取一至两组。手握部分长短随意。剥去外皮,仅留木骨。要保持藤刺清洁,以免施文后感染生病。在没有白藤的地方,可用其他植物坚硬而锋利的荆刺为工具。拍针棒是文身用来拍打藤刺的工具,或竹或木,也有用筷子的。染料是在文身时用来绘染花纹图案用的。多用当地所生树木的炭木合植物油、水,或植物叶、茎、果的汁液。不同地方所用的树木也不同。如苦子大炭合油、麻枫树籽灰合水、色坎木灰合棕油、象斑树果灰合油、松明子灰合象斑树合油等。这些树木均是当地黎族的叫法。

最重要的文刺部位是颊和颏,特别是颊部,几乎是每个文身者必不可少的文刺部位。划于脸部两颊的纹图代表“福魂”,划于上唇的纹图代表“吉利”,划于下唇的纹图代表“多福”,划于手臂上的纹图代表“平安”, 划于胸上的纹图,代表“财富、多子多福”,大腿上划纹图等代表“避邪护身”。历史文献中还有“为丈夫所溺爱者,则为之涅私处”,即文刺阴部的记载,但现已无从考证。

  衣着也是一种人体装饰。恩斯特·格罗塞说:“除那些没有周备的穿着不能生存的北极部落外,一切狩猎民族的装饰总比穿着更受注意,更丰富些。” 他显然是有意无意地把穿着与装饰对立起来了。我以为,原始的穿着,既可能是遮蔽身体的羞耻部位和防寒、防晒、防虫等的实用之物,也可能是表现着初级审美意识的装饰艺术。

文身的历史记录

文身的工作都由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妇女担任。多是被文者的亲戚,祖母、母亲、姐姐、姑母、姨母等担任。在文身的过程中,首先要选定吉日,由主文师举行仪式,杀鸡摆酒设祭品,向祖先鬼报告受文者的名字,求保佑平安。主文婆用树叶在施文场上扫一番,说是赶走“凶魂”,并把树叶挂在门上,以表示忌讳,不许外人内进。参与施文程序的人员,除了主文婆和受文者母亲外,还得邀请二三个已完成文身的妇女参加。施文成功之后,要煮龙眼树叶水洗身,受文者的父母要杀鸡或猪,摆席请酒,庆贺主祚赐予受文者美丽的容貌。主文婆的报酬甚丰,有的是两块光洋,大米一箩,有的交一头牛作为酬谢。如施文失败,归咎于鬼魂捣乱,受文者家要敲锣打鼓,杀牲祭祖先鬼,祈求祖先赐于文身者美丽的容貌。

文身颜料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

  第一节 绘身

渗透在岁月中的色彩

文身一般首先由施术者用树技草棍或鸡毛蘸染料,在被文者的待刺部位绘好花纹图案,然后进行文刺,也有少数熟练的施术者文前并不绘图案而直接进行。文刺时,施术者一手持藤刺,一手握拍针棒,沿图案纹路打刺。藤刺刺破皮肤,擦去血水,在创口处立即涂上染料。待创口愈合脱痂后,即现出永不脱落的青色花纹。有的为了纹饰清晰,要重复打刺二至三遍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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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身,亦称画身,即用天然颜料(泥土、树胶、油料、炭灰之类)绘画身体的习俗,是人类初期文化的表征之一,在世界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曾流行过。澳洲土著、已经绝迹的塔斯马尼亚人、安达曼群岛的土著、非洲的布须曼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中的斐济人,以及我国版图的一些古老民族,都盛行或曾经盛行过绘身的习俗。

黎族源于中国古代的骆越人,中国早期典籍所记载的骆越习俗涵盖了黎族习俗;而骆越后裔中至今还残留文身这一历史印痕的,也只有黎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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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颜料的制作,有三种方法:

  (一)绘身(绘面)习俗的流布

自汉代开始,黎族文身就已经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史记·赵世家》:“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宋代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海南岛开发的深入,黎族文身在典籍中也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相关记载不绝于书。

文身多选择在农闲的旱季和节日期间。此时一般气候干燥凉爽,伤口不发炎溃烂化脓,容易愈合。这时人们也不会误工。黎族妇女文身是从6~20岁开始的,多数是由10~15岁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40%的妇女是从13或14岁开始文身的,近20%的妇女是16~18岁开始文身。20岁以后开始文身的比例很小。但无论是哪个年龄开始文身的妇女,几乎是结婚之前文完。

一、用麻疯树籽灰拌水而成,此方法使用较为普遍,也很简单:将其籽剥出,用竹签穿成串后晒干。使用时,将其点燃,上面倒扣一个锅,其烟会将锅熏黑,形成一层灰。将灰刮下,用水搅拌,即可用草棍、竹签或鸡毛等蘸取绘画、打刺文身了。

  澳洲土著的行囊里,常备有白、红、黄色矿土,以便能随时绘画身体。平常只在颊、肩、胸等处点画几下,而逢节日庆典或要事大事,如行成年礼、出征参战或参加舞会时,便要涂抹全身。拉姆荷尔兹 (Lumholtz) 说,昆士兰的土著,“他们当舞会时用红土或黄土部分地或全体地涂抹身体,他们也时常用油脂和碳粉涂绘全身,好象他们的身体还不够黑似的。”他们或用单色遍涂身体,或用复色绘制出图腾的图形。斯宾塞 (B.Spencer) 和纪廉(F.J.Gillen) 说,南澳斯本塞一带伯尼开拉人的入社式,袋鼠部族的成员,背上绘着三个圆圈,两臂间画着二小圆,代表着袋鼠的眼睛,下端画一圆,象征袋鼠的嘴,其余地方画的是几何纹样。阿龙泰人举行图腾仪式时,则用红黄色的泥土和石膏,在背上画出自己部族的图腾符号,如太阳纹,水纹等。 哥伦比亚的土著常常把动物形象画在脸上,其野牛部族的人,脸族和胸部都绘着野牛头。

到了清代,除了文字记载之外,黎族文身更以图像的形式被记录在册。乾隆年间成书的《皇清职贡图》中绘有一幅黎族妇女图像,嘴部的文身清晰可见;《琼州海黎图》中亦绘有妇女手臂和腿部的文身图案。

妇女文身没有专门的场所,一般是在女子居住的“隆闺”内或在家中进行。文刺时,除女亲眷或女友外,他人不得在场观看。个别地区也有在门前文刺,不避外人或男性观看。

二、用螺壳灰、红槌树皮、蓝靛草等加水适量,发酵一个多月后制成,既可文身,也可染布;

  生活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胡利人(Huli),半个世纪前还普遍保存着绘身的习俗。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那些生活在山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胡利人,也还保留了绘身习俗的遗绪。一个置身于当代社会和新石器时代两种文化之间的土著头人威廉·艾亚(William  Eiya),他白天在一座超级豪华山地别墅里周旋于来自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那些游客们中时,俨然是一个当代人,而当他夜晚回到他的山村里,履行其氏族头人的职责时,他又是一个地道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民。他的衣箱里总是装着一幅假发,这是胡利人不可缺少的装束,还有一身草裙和各种兽骨(包括胡利人最珍重的猪颅骨),一把石斧,以及几罐用来涂画身体的红黄颜色。他的同胞们每天还是身着草裙,脸上涂着装饰的颜色,肩上挂着整套的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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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所刺部位也有一定次序:脸、背、胸前、腿、手。所刺花纹以圆形和曲线形特别丰富为其特色。从脸到脚的文身过程,都是分别进行施文的,用几年时间分段进行,这样做可以缓和或减少痛苦。

三、用野生的黄豆叶、蓝靛草加水和小鱼虾等发酵而成;还有一种是用墨汁加几种野生草叶汁和树叶汁混合而成。

  生活在我国版图上的许多民族,也都盛行或曾经盛行过绘身的习俗。

▲清代晚期的《琼州海黎图》是一部珍贵的黎族风俗画。这是其中的一幅,名为“迎娶图”,描写夫家迎娶新娘的情形。最前面为新郎背着新娘,后面有两个妇女,面部和足部皆有明显的纹样

至于文身的图式、纹素所蕴含的意义,是十分复杂的,目前还不能破译其中的内涵。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这些用点和线组成的各种图案,如画于脸部两颊的双线点纹、几何线纹、泉源纹等,称为“福魂”图案;画于上唇的纹,称为“吉利”图案,画于下唇的纹,称为“多福”图案;臂纹中画于手腕上的双线纹,称为“保平安”图案;画于臂上铜钱纹,称为“财富”图案。

这些来自田野、充满草香和水气的制作原料,在今天看来,颇为“环保”。无论文身的颜料如何“环保”,文身仍然是一种近乎自虐的人体雕饰行为,它使文身者有时甚至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山海经·海内南经》:“雕题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郭璞云:“点(黔)涅其面,画体鳞采,即鲛人也。”雕题国流行画身的习俗,把身体画(是绘画,而不是稍后兴起的刻痕、文身)得象是鳞甲的样子,中国古代注家多把这种所谓“鳞采”解释为“人鱼”或模仿龙蛇的样子,其功能在于防止虫蛇侵害。但用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则略而未提。雕题国,可能是原始时代居住在如今中国版图的南部和西南部的某个族群,这一带地域后起的许多原始民族,包括东夷族群,濮越族群,也都是曾经保留着绘身或绘面这类装饰习俗的。《太平寰宇记》里说的“其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就是指的居住在这一带的族群。(图2-1)

文身的功能

身躯上画“田”形纹、谷粒纹、泉源纹等,称为“神气上身”图案。腿纹中画双线纹、桂树叶纹、槟榔树纹等,为“护身”图案。这些泉流纹、双线点纹、几何线纹被认为是“福魂”,双线纹、树叶纹、槟榔树纹则可“护身”,其中就蕴含着文化的意义,表现了民族思维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黎族文身是否具有远古的神秘力量,又具有何种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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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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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西域的一些民族曾是绘身民族。《隋书·西域传·女国》记载说:“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关于女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卷四一引《梁四公记》:“方域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咀,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看来,女国是一个母系社会,女性“轻丈夫”,也就是没有出现固定的单一的丈夫的家庭,人们(男女)盛行绘身的习俗,而且“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也就是说,并非只是由于颜色的自然退色或被洗掉,而是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而改变其颜色和纹样。毗临我国西北边疆的阿尔泰地区出土的古代酋长大墓葬干尸,“身上绘有纹饰,非常美丽,手、胸、背和脚上,都绘有真实的和幻想的动物形象。”

关于黎族文身的功能,古代文献及文人诗中记述的说法很多。唐、宋以前的记载,都一致认为越人剪发文身,是为了“以象鳞虫”,“以象龙子”,“以避蛟龙之害”。这出自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在身体上刻纹路之后,就可以令神灵附体,得到祖宗或神灵的保佑。这种朦胧的宗教意念,使他们在文身过程中能消除顾虑,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皮肤流血等种种痛苦,而获得文身后保一生平安的喜悦。而这种独特的宗教形态,又更集中体现在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之中,所以黎族的文身是披示在女性的身体上,男性文身是极个别的,纹样也很简单。

在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中,依稀可以领略到,妇女们展示在躯体的纹路,有着内心的祈求;古老的民族,也就是这样,藉着这些图式,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期望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用点线艺术构图刺在皮肤上,以图式的美感因素激励族人勇敢地生活,以乐观的理想去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同时,在图式的文素对称美、在线点相互配合中所体现的节奏美中,表现了黎族深沉的审美观。

一、刻在身体上的族群标志

  《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当时雄踞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族,也是流行绘面习俗的民族:“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以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又载:“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而衣服皆黑。”关于文成公主对吐蕃人以赭色的颜料绘面表示不喜欢的事情,《资治通鉴》卷196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其国人皆以赭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继而,《新唐书·吐蕃传》:“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婆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吐蕃人平常所涂的是赭色,据有的学者说,与该民族所崇拜的图腾猕猴的面孔的颜色相一致,因为他们的神话中认为吐蕃族是猕猴和岩妖魔女结合而繁衍的后裔,因而猕猴是他们的图腾祖先。 这里所显示的文化涵义是,绘面作为图腾的标志,以免祖先不认识他,或不承认他。而祭祀死去的祖先时,则把脸上涂成青黛之色。青黛之色就成为吐蕃的丧色。

但到了明清时期,比较普遍并被认同的说法,是明代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说的,不文身“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文身是祖先传下的遗规,如果妇女在世时不文身,死后祖先灵魂不认她,就会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也就是说,文身习俗产生于原始宗教,含有氏族标志的意义。因此,黎族各个不同的方言区,祖传的文身图案也有所区别。

文身在黎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内容的丰富多采,历史的悠久漫长,使古老的民族文化意蕴更加深厚!

黎族文身反映了图腾崇拜的遗制。各峒有各峒的图式,世代相传,沿袭不变,这样文身的图式自然就成为该族的标识。

  据宋孟珙撰《蒙鞑备录》云:“(蒙古族先民)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不改也。”又彭大维撰《黑鞑事略》徐霆疏:“妇女真色,用狼粪涂面。狼粪涂面,疑有误字,《蒙鞑备录》云:妇女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盖谓如唐人黄额也。”蒙古族先民以黄粉涂额或用狼粪涂面,最初也许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狼粪涂面并非字有误写。我们不妨引述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里的所用的例子和观点,来作旁证:“在非洲,一些从事畜牧的黑人部落,认为把自身涂上一层牛油是很好的色调。另一些部落,为了同样的目的,却喜欢使用牛粪灰或牛尿。在这里,牛油、牛粪或牛尿是财富的招牌,因为它们是只有有牛的人才能用来涂抹的。也许牛油和牛粪比木灰能够更好地保护皮肤。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从木灰过渡到牛油或牛粪,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是由于纯粹实用的考虑。但是,崐过渡一经完成,用牛油或牛粪灰涂抹的身体,比起用木灰涂抹的身体来,就引起人们更愉快的美感。然而还不止如此。一个人使用牛油或牛粪涂抹自己的身体,就明显地向亲友们证明,他并不是不富裕的。在这里,也很明显,提供这种证明的普通的快乐,是先于看见自己身体涂抹一层牛粪或牛油的审美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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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南岛的范围来看,那里主要生活着黎、汉、苗、回4个民族,过去,只要看有没有文身,就可以轻易地将黎族女性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从全国乃至世界的文身民族来看,黎族的文身部位和以几何形、抽象性为主的文身图式,也特点鲜明,很容易区分辨别。

  尽管这些记载语焉不详,但足可以肯定是,漫长的原始时代,在我国版图上生活的许多族群都是曾经以绘身来装饰自己的身体的,有些族群中流行的这种原始装饰习俗,如吐蕃族,至隋唐时,甚至到了现代,也还有遗迹可寻。

▲同一方言、宗族、村落的文身图案是一致的,女儿文身图案要与母亲相同(模拟) 供图/ 海南省民族学会

二、如果不文身,祖先就不认她

  1934年上海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两广地质调查所合组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成员之一、人类学家刘咸在调查黎族文身习俗时,搜集到一则黎族神话:“上古之时,天翻地覆,世界生物尽被淹埋,人类同遭此厄,尽遗一姊一弟,相依为命。然姊弟虽情亲手足,终不可以婚媾,于是姊觅夫,弟觅妇,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久之各无所遇,终乃姊弟重逢,如此者再。雷公知其事,化为人身,下凡谓弟曰:‘今予在此,汝二人可结为夫妇。’弟曰:‘姊弟不可以婚姻,否则必遭雷公打。’雷公曰:‘我即雷公,决不打汝!’弟仍坚持不可,重出觅妻,于是雷公将姊之面画黑。无何,弟再遇姊,不识为谁,以为必非己姊,可以求婚,于是姊弟结婚,繁衍生殖,而得今之黎人。”

文身的礼仪和过程

历史上,整个黎族地区,特别是五指山中心地区,原始宗教盛行。黎族人认为,人生于世时,灵魂依附于躯体,死后灵魂独立存在,或栖附于他体,或往来于阴阳两界,或游离于村峒住所附近,被称为“鬼”。其中,雷公鬼和祖先鬼最可怕。因此,他们平时禁忌念祖先的名字,认为只要说出名字,祖先就会出来作祟。同时,他们十分重视对祖先的敬仰和崇拜,不仅在家人患病或出猎、外出时杀鸡祭祖,在节日、结婚等喜庆之日也祭祖,而且把文身等传统习俗视为“祖先传下来的规矩”而严格遵守,连文身的部位和图案也沿袭“祖所刺之式”。

  台湾学者何廷瑞著《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引录了一则泰雅族神话:“不知多少年前,有一块巨石突然裂开,里面走出一对童男童女,两人以兄妹相称呼,共居生活。长成后,懂事的妹妹就对她的哥哥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妻子呢?’哥哥答说:‘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你,叫我何处去找呢?’妹妹就想,若改变了面貌也许可瞒过哥哥,于是她说:‘我已替你找了一女,明后天中午,你到某处大树下去会她吧。’哥哥听了很高兴,准时前往该处,果然发现满脸黑色的女子,于是欢然接回成婚。次晨醒来,发现该女是自己的妹妹,虽后悔,但已迟了。此后才有人类繁生,于是女子一到成年即刺面结婚,成为祖传的遗习。”同一文中还引用了泰雅族另一族群的一个类似神话:母亲“用树胶涂面改容”,与儿子结为夫妻,后因颜色渐渐褪去,露出真面目,儿子大惊,以为要大祸临头,于是母亲出走不回。

迈向成年的疼痛与美丽

他们坚信,如果女性活着时不文身,死后,祖先就不会相认,她就会变成无家可归、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未文身的女性死去时,必须在丧礼上用墨按传统文身图式为死者绘身划脸,等同于给死者补办文身,这样处理后才入葬于本家族所属的墓山。只有文身的妇女,死后才能被自己死去的祖先 辨识和接纳。

  神话当然不是历史,但神话常常是被原始初民信以为真的,所以神话依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黎族和泰雅人关于他们的祖先在文身习俗之前还曾有过绘面习俗的神话,不失是一个旁证。

对于黎族来说,文身是一项神圣的人生仪式,可以说,在过去,文身是每一个黎族妇女的成年礼。因此,文身的礼俗、仪式与禁忌也十分隆重和复杂。黎族妇女文身一般在6岁—20岁之间完成,多数是从10岁—15岁开始的,20岁以后文身的比例很小。但无论从哪个年龄开始,几乎都是在结婚之前文完。

因此,世世代代的黎族女性,宁愿忍受文身所带来的肉体上的伤痛,也不愿违背祖先的遗训。这种坚定的信仰,构成了黎族文身传承延续的保障。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土族村,于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祭山神,村民们在拉洼(藏语法师)带领下到山神庙,接受古毛俄良(即二郎神)神意,由八个满身画着虎纹的半裸体青年,跳着名为“於菟”(虎)的傩舞进入村庄,然后翻墙越房,进入院中,为各家驱鬼逐疫,直到傍晚前听到枪声,老虎方离家跑到河边的大井水窟洗去身上的虎纹,整个活动才告结束。 与之相似,云南省彝族举行的祭祀图腾祖先虎的虎节礼仪中,全村选出一批健壮的男子扮演虎的角色,他们身上、脸上都绘着虎纹,“用占卜的方法选出的八个男子汉,都一致叩头向(虎)神谢恩献酒。并由‘朵西’(祭司)用红、白、黄三色泥土和黑锅烟灰为他们一一画脸、文身,披以用黑毡子扎成的虎皮,装扮成虎,然后再次下跪于神座前。”然后是杀牲(羊)祭神,在芒锣和羊皮扁鼓声中跳虎舞。 这两个边远的地区至今还存在着的祭祀仪式中,八个参与者的身上画虎纹,装成虎的样子,进行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很有可能也是该地区古代先民(古羌人)曾经盛行过绘面绘身习俗的遗绪。(图2--2)

文身多选择农闲的旱季和节日期间。此时气候干燥凉爽,伤口不易发炎、溃烂、化脓,容易愈合,人们也不会因此而误工。一般是在女子居住的“隆闺”内或在家中进行。文刺时,除女亲眷或女友外,他人不得在场观看。个别地区也有在门前文刺,不避外人或男性观看。

即使在当代,黎族传统文身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逝。乐东县千家镇等地的黎村,那里还保留着用黑炭绘面的习俗。姑娘出嫁时,其姐妹都要仿照旧时文身的纹样,用炭在她的脸上绘黑纹,然后把炭系在腰带上带到夫家。直到酒宴结束后,方才可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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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的工作都由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妇女担任,多是被文者的亲属。文身时,首先要选定吉日,由主文师举行仪式,杀鸡摆酒设祭品,向祖先鬼报告受文者的名字,求保佑平安。施文成功后,要煮龙眼树叶水洗身,受文者的父母要杀鸡或猪,摆席请酒,庆贺祖先赐予受文者美丽的容貌。如施文失败,则归咎于鬼魂捣乱,受文者家要敲锣打鼓,杀牲祭祖先鬼,祈求祖先赐予文身者美丽的容貌。

三、女子的生死成人礼

  (二)颜色及其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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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身以女性为主,而且文身年龄一般都在“年将及笄”,即十三四岁即将成年之时。某些黎族女性,特别是本地黎女性文身部位多、面积大,手术很难一次性完成,多按部位分数次,在几年内完成。

  原始社会的绘身(绘面)所使用的颜料,大多是就地取材的自然颜料。初始也许就是泥土、烟灰、树胶、油脂、动物的血或赤铁矿粉末一类。由于年代久远,而颜料是很容易褪色的,所以很难确证。不过,也可以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和现代尚存的原始民族的绘身得到证实。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大约50-70万年前的北京人洞穴里有红色的颜料,经过鉴定,确认为赤铁矿粉。有的小石块画有红色的线条,其颜料就是取自当地的这种赤铁矿粉末。云南省沧源岩画、广西壮族自治区花山岩画所用的颜料,都是赤铁矿粉末。用油脂和动物的血来涂抹身体,在原始民族中,是相当普遍的。一些野蛮的部落在打猎成功之后,总要用被打死的动物的鲜血来涂抹身体。

▲黎族少女进行文身(模拟) 供图/海南省民族学会

文身之后,父母要在自家旁或村边为女儿搭建“布隆闺”,供女儿自由结交男友、谈情说爱,甚至留宿不同血缘的男子。其间,即使发生性关系,乃至产子,也为社会所允许,不会受到任何歧视。但一般的情况是,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后,会各自向父母提出成婚意愿,进入婚姻程序。尚未文身的未成年人,则不能享有这些权利。

  据西方原始艺术研究者调查确认,原始初民绘身所用的颜色品种是很有限的,通常为三色,最多是四色,即红、白、黑以及黄色。红、白、黑色用的较为普遍。不同场合绘身所用的颜色,其含义是大相迳庭的。如吐蕃人平时、甚至在重要场合下是用赭色绘面的,而在父母丧礼时所用的则是青黛之色。前面说过,有学者认为赭色是吐蕃民族所奉猕猴图腾的颜色,吐蕃人把脸涂抹成赭色,是猴族的标志,也为了让猴祖能认识他。澳洲人认为,用红色来涂抹身体其象征意义是进入生命或退出生命。战争时,一般都是用红色条纹涂满身体,红色是血的颜色,被认为是战争色。在某些民族那里,绘面或绘身的颜色甚至还是某种特殊含义的象征,如华拉孟加人举行“伏龙魁”(Wallunqua)蛇节时,跳舞者们身上所绘的彩色,便是大蛇的象征。

文身的工具主要有藤刺、拍针棒和染料。藤刺多用当地生长的白藤刺或其他荆棘等。拍针棒是用来拍打藤刺的工具,或竹或木,也有用筷子的。染料用来绘染花纹图案的,多用树木的炭灰和植物油、水,或植物叶、茎、果的汁液。

《黎歧见闻》是光绪年间出的书,它专门记载黎族历史,其中有句话:“黎女外出野合,其父母亦不禁;至刺面为妇,则终身无二”。黎族的“三月三”节日就是“开放日”青年男女那一天就是走出“布隆闺”到野外“谈恋爱”或说是“野合”的。

  (三)线条与图案

文刺时,施术者一手持藤刺,一手握拍针棒,沿图案纹路打刺。藤刺刺破皮肤,擦去血水,在创口处立即涂上染料。待创口愈合脱痂后,即显现出永不脱落的青色花纹。有的为了纹饰清晰,要重复打刺二至三遍才能完成。

可见,黎族文身具有成年与婚恋的标志和允诺功能。文身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黎族女人的生死成人礼”。

  原始绘身(绘面)的图案在我国史籍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来确凿的证据。从绘身(绘面)的起源来说,开始是为了保护身体的需要而涂抹身体的,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图案可言的。拉特采尔(Latzel)在《人类学》里写道:“霍屯督人用一种叫作‘布胡’的芳香植物的汁液涂抹身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昆虫的侵害。”“如果这些霍屯督人尽力涂抹自己的头发,那是因为他们力图保护自己免受太阳光的影响。” 藏族的先民吐蕃人之所以在脸上涂抹赭色,当代藏族人至今还保留着用赭色油脂涂抹面部的习俗,大概也是为了免受太阳紫外线的直射保护皮肤的需要有关。蒙鞑族的一部分先民“用狼粪涂面”的装饰习俗,可能是因为狼与他们有某种血缘关系,或者狼粪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身体的缘故。这不禁令我们想起非洲一些从事畜牧的黑人部落喜欢使用牛油、牛粪或牛尿来涂身的习俗。也许是因为牛油、牛粪能够更好地保护身体吧。

文身所刺部位有一定次序:脸、背、胸前、腿、手。所刺花纹以圆形和曲线形为主,富有特色。从脸到脚的施文过程,都是分别进行的,并用几年时间分段进行,这样做可以缓解或减少痛苦。

2008年,琼中三月三节日现场

  普列汉诺夫说:“后来(原始初民)逐渐觉得这样涂抹的身体是美丽的,于是就开始为了审美的快感而涂抹起身体。这个时刻一旦来到,就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它们的影响决定了原始化妆艺术后来的演变。” 他说的是对的。原始绘身由单纯的实用目的而过渡到了既有实用目的又有审美快感。他讲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时,重点说了“对比的作用(对立的原则)”的重大意义以及“原始生活方式的影响”,“如想使自己在敌人看来尽量地可怕的愿望”。根据当代现存原始民族提供的例证来看,原始初民对身体的涂抹(绘身),动机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包括普列汉诺夫有所忽略的图腾信仰的因素,也是绘身(绘面)的动机之一。他们在身体上所绘的图案或线条,多数是模仿花鸟鱼虫、兽类或氏族图腾的形状。图腾图像在原始绘身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认为所有绘身都是图腾的形象是没有根据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绘身所画的动物形象,较为明显,是深入到那里去考察过的民族学家们所证实了的。英属哥伦比亚一带的土人,常于脸颜描绘动物形象,酋长的身上,尤其具有代表其图腾的彩画。摩魁斯的竞走,跳舞集会,部族成员,胸部、背部都画着部族的图腾徽号,野牛部族的人则在胸部和脸部绘以野牛头。海达人的脸上在额部与颊部之间,用红、黑二色绘以鱼类的形象(鲑鱼、鲸鱼、章鱼)德林克特人各部落成员,习惯用红、蓝、黄、青颜色,取线条、点、或粗涂乌鸦翼、乌鸦足迹、鹅头、鲸颚、鲸尾、狼嘴、鼠足、熊爪、熊的足迹、熊血、海豹、蛞蝓、太阳、星、山、岩石、云、海波、冰块、独木舟等,或以动物、鱼、鸟类的实像绘满脸部,例如杀人鲸、海豚、鲑鱼、黑海鳌、鹅、鹄、善知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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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体现了黎族自身的族源意识、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些用血肉之躯展现出来的神秘图案,为黎族文化增添了斑斓色彩。

  第二节 文身

▲精美繁复的润方言黎族腿部文身纹样 图/邓磊

  绘身(绘面)的颜色,常常因为洗浴等原因很快褪色,花纹难予持久保存,所以,原始初民便想出了用竹钎、藤针、骨针、石针一类利器,使其尖部扎入皮肉中,刺成花纹,再取青草汁或锅烟等自然染料揉入皮肉成为黑蓝色,洗之不去,以便永久地保存其图案。这就是原始人的文身。

文身的艺术和意义

  文身是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人体装饰,起源古远。当人类还不懂得生产纸张、甚至还不知道利用树皮和兽皮来作为绘画材料的时代,他们就开始在自己的皮肤上刻画出种种花纹了。据考古发掘证明,欧洲冰河时期的雕像中已经见到有文身的女像。金石并用时期的底黎波里文化中,陶制文身的女像也很多见。考古学家在埋葬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古尸身上,发现了文身。刘敦愿先生认为,在中国,文身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在以后又在一些近代还停留在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部落中也有丰富的残留, 而且,文身也象绘身一样,有宗教的、社会的和艺术的意义。尽管考古发掘出土了若干文身的文物,但文身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而不是更早的论断,目前还仍然难以确证。

留在身体上的文化遗产

  文身一词,最早见于我国周代《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晋范宁解释说:“刻画其身,以为文也。”即是在身体上留下永久性的花纹,用来美化身体。我国古时的称谓还有:鲸面、鲸记、鲸首、扎青、点墨、刺青、刺文、刺字、涅面、绣面、文面等。文身的西文是Taftooing,源于太平洋上的波里尼西亚(Polynesia)土语 Tattan,意即“刺染”。

黎族的文身,绝大多数都是由点、线、圆等组成的抽象几何纹样,很少有具体的象形图案,而且脸纹、颈纹、胸纹、腹纹往往连为一体,具有鲜明的整体感。在构图上,还讲究对称,讲究点、线等元素的均衡搭配,布局巧妙合理,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身文物

文身的图式、纹素所蕴含的意义,是十分复杂的,目前还不能完全破译其中的内涵。历来的学者均有猜测,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确切解读。在这久远而凝重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依稀可以领略到,妇女们躯体上的纹路,包含着内心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展示等等。古老的民族,也借着这些图式,把一代又一代的期望和追求,用点线艺术留在皮肤上,以图式的美感激励族人勇敢地生活,以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

  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在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出现了文面和文身的习俗。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内壁所画人面鱼纹纹样,学者们认为是一种复杂的原始图腾画面,而其中的人面很像是文面的形象,其额部和颌部的彩绘系由细密的刺纹所构成的。(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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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身阿婆在文身博物馆前合影 图/视觉中国

甘肃宁定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三个人头盖纽,其面部和颈部均布满了花纹,显然可以认定为文面和文身习俗的写实艺术遗存。(图2-4)

如今,黎族的年轻姑娘已经不再文身,还有3000多位老年妇女身上保留着文身的历史印痕,而她们,都已经是耄耋老者,年龄最小的也已近古稀。再过二、三十年,随着她们的离世,黎族的文身也将永远消失。这些用血肉绘出的斑斓图画,为黎族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厚重的篇章,也是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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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玲玲、周伟民

这些考古发掘的遗物,被考古学界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已有鲸面和文身习俗的最早、最直接的证据。考古学家刘敦愿据此而推论,“以此论证半坡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也有同样习俗而且表现在造型艺术的描写方面,大约是可以成立的。” 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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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岩画研究者发现了文面和文身的图像。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白岔河下游,在一块长2.1米、宽1.1米的大石上,原镌有两个完整的人面像和两个  形无轮廓人面像两个人面像除了刻有眼、鼻、嘴外,还饰有密密的纹饰。右边的人面其鲸纹显得刚毅,可能是个男性。(图2-5)

编辑|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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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白岔河流域的先民,有男女都文身的习俗。内蒙古镫口县格和达瓦查得沟畔,岩画中有一舞者的形象,身上有纹饰,面部是刻下去的,只有两个眼睛是原来的石皮。研究者认为,这个图像似乎也是鲸面。(图2-6)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古代在我国北方游牧过的匈奴曾经流行过鲸面之俗,这幅岩画是匈奴游牧者留下的作品,或是更早的时代的作品,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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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1929年殷墟发掘所得的大理石雕刻品--石础人,为“抱膝而坐的人像,膀腿均刻有花纹……身后有槽,是准备别种立方形的柱子插进去的,抱腿而卧是一种托东西的姿态。” 这件头部阙失的石质抱膝人像,其“膀腿均刻有花纹”,被认为是商周时代的“文身”实物。 对殷墟出土的石础人这一文身文物,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刘敦愿在《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一文里,对胡厚宣在其所著《殷墟发掘》一书中将石础人像解释为“饕餮”,提出了质疑,指出:“我认为旧说以为是文身人像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殷代有文身习俗,除了这件之外,《海外金吉录》二酒器,图55载住友藏商代《饕餮食人卣》,上刻人虎相拥抱,人头置虎口中之状,其人形正作断发文身之像。1953年夏,我在郑州文物工作队见一商代青铜刀(农民捐赠),O部浮雕有蹲坐的人形,也是作断发文身之像。商代有此俗大约是不成问题的。”

  《饕餮食人卣》又称《虎食人卣》,是商周青铜器中的重要艺术品。(图2-7)虎食人卣原来一共发掘有两件,一件流入日本,另一件辗转至巴黎,藏在巴黎赛努施基博物馆。上面提到的是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一件,原出土于湖南安化县。卣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卣作虎形,踞坐以后足及尾支撑,前爪抱持一人,张口啖食人首。人的身体与虎相对,手扶虎肩,脚踩于虎的后爪上,转面向左侧视。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夔纹,以雷纹衬地。人形头发向后直披,着衣,从背后可见方口衣领和较窄的袖口。人体从大腿到臀部饰一对蛇纹。证明商周时期存在文身习俗。至于对虎与人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这里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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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宝鸡市博物馆对宝鸡西周弓鱼(^)国墓地进行的发掘,在茹家庄一号车马坑中出土了一件车辕首饰件。(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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辕饰正面为一大兽头,兽头束冠,冠上饰云气纹,圆目高突有神,鼻梁隆起,裂口,两腮下垂。兽头背后蹲伏一小人,小人面庞宽短,平顶,额颅饱满,两耳大,阔口,鼻头宽厚,身着短裤,束宽腰带,文身,长发披后。小人背部有两只相背回首的小鹿,小鹿双角分枝,似回首鸣叫,形象十分生动。 发掘者们根据弓鱼(^)国墓地出土的一部分器物所表现出的甘青地区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的特征,认为弓鱼(^)国有可能是古代西北地区氐羌族一支进抵到关中西部。这样说来,当时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的西周方国弓鱼(^)国有文身的习俗,看来可能与甘肃青海一带新石器时代的半山文化、齐家文化有崇尚文身的习俗不无关系。

  (二)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举要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文身装饰习俗有大量而珍贵的记载,记述了我国许多古代民族曾经流行过文身的装饰习俗,不过,大都只鳞片爪,缺乏系统而已。从这些记载来看,文身习俗虽然遍布中华大地,比较集中的却是东方族群和西南族群。

  (1)古代东方族群是文身的族群。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疏》云:“题,额也。谓以丹青雕题其额。”吴越之地,此风更盛。

  《左传·哀公七年》:“子贡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油然也。’”

  《史记·吴太伯传》:“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又《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人也。封会稽,以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又《赵世家》:“夫剪发文身,瓯越之民也。”

  《汉书·地理志》:“(粤地)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又《严助传》:“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

  《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又《泰族训》:“剜肉肤,锤及革,被剑流血,玉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

  《战国策·赵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鯷冠秫缝,大吴之国也。”

  《隋书·琉球国传》:“(琉球国)……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琉球国即台湾。与琉球隔海相望、文化交流和影响甚深的福建沿海城市泉州,在宋元时还残留着一些以文身为业的人员。在《马可波罗行记》第156章记载:“在此城(刺桐城,即泉州)中,见有来自印度之旅客甚众,特为刺青而来。”元人汪大渊《岛夷志·三岛》里说:“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今人苏继廎校注曰:“泉州人当宋元时以文身技艺驰名海外。马可波罗云,东南亚(High India)人民欲以针文其身者,皆纷纷来至泉州,盖此市内有许多业此之高手故也。(Moule, Marco Polo, p.352)伯希和云,除马可波罗《行纪》外,彼未见他书有述及泉州有文身为业者。( Notes on Marco Polo,p. 596)则是彼在读汪大渊此书时未尝注意此条所记也。”

  《汉书·东夷列传》:“倭国男子皆鲸面文身,以其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

  《魏书·东夷传》:“(倭国)男子无大小,皆鲸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梁书·诸夷传》:“倭者,自云太伯之后。俗皆文身。”“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

  (2)西南各族群大都也是文身的,如哀牢夷、濮人、濮人以及三苗诸族群。文献记载集纳如下:

  《后汉书·南蛮传》:“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着尾。”

  陆次云《峒溪纤志》:“哀牢夷,其人有数种,……有刺面者,曰绣面蛮;有刺足者,曰花脚蛮。”“八百媳妇,刺花鸟于眉目间以为饰。”

  樊绰《蛮书》:“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南市。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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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书·南蛮传》:“云南侥外三千里,有文面濮,俗镂面,而以青涅之。”

  《皇清职贡图·南蛮O夷》:“又有髡者,曰光头O夷,盖习车里之俗,额上鲸刺月牙,所谓雕题也。”

  《资治通鉴纲目》:“文面始于有苗。《书·伊训篇》: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凿其额,涅以墨也。’《吕刑篇》:苗民爰始淫为劓刖椽鲸。孔氏曰:‘三苗之主顽凶其民,始为截人耳鼻,椽阴鲸面。’胡致堂曰:‘然则文面之法,起于有苗也。涅其颡者,五刑之正;鲸其面者,五雷之法。颡受墨涅,若肤疾然,虽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则弃人矣。’”(图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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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僮俗诗》:“饮食行藏总异人,衣锦刺绣作文身。”

  (3)海南岛的土著民族黎族是文身的民族:

  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绣面乃其吉礼。(黎)女年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 涅为极细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纹纹其余地,谓之绣面,女婢获则否。”(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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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者。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其绣面也,犹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会亲旧,女伴自施针笔,为极细花卉飞蛾之形,绚之以遍地淡粟纹。有晰白而绣文翠青,花纹明了,工致极佳者。唯其婢不绣。”

  宋人赵汝造《诸蕃志》卷下:“黎女及笄,即点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

  (4)台湾平埔族的通行文身习俗,文献中多有记载:

  《隋书·琉求传》:“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

  其后,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东番考附记》云:“鸡笼山、淡水洋在澎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手足则刺纹为华美,众社毕贺,费亦不资,贫者不任受贺,则不敢更言刺纹。”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刊本高拱乾等撰《台湾府志·土番风俗记》:平埔族“身多刺记,或臂或背,好事者,竟至遍体皆文,其所刺则红毛字也。”蒋毓英撰《台湾府志》也有类似记载。

  郁永河《裨海纪游》记载嘉义一带的安雅部族的文身说:“过打猫社,山垒溪,他里雾社至柴里社宿,计车行两昼夜矣。车中倦眸欲暝,每至深崖陡堑,辄复警觉,所见御番,皆遍体雕青,背为鸟翼盘旋,自肩至脐,斜锐为网罟缨络,两臂各为人首形,断脰狰狞可怖。”又记大甲一带的道卡斯部族的文身说:“凡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过大甲社,双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后,御车番人貌益陋,遍胸背雕青为豹文。”作者还在该书之《土番竹枝词》注中说:“半线以北,胸背作豹文,如半臂之在体。”“番妇臂股,文绣都遍,独头面蓬垢,不知修饰,以无镜可照,终身不能见其貌也。”

  周钟瑄等纂修《诸罗县志·番俗考》记载平埔族文身云:“山高海大,番人禀生其间,无姓而有字……文其身遍刺蝌蚪字及虫鱼之状,或但于胸膛两臂,唯不施于面。……文身皆命之,祖父刑牲,会社众饮,其子孙至醉,刺以针。醋而墨之,亦有壮而自文者。世相继,否则已焉,虽痛楚,忍创而刺之,云不敢背祖也。”

  满州人六十七编纂的《番社采风图考》中有48幅图考,其中一幅是文身图。惜图已散佚,说明尚存:“古传文身以避蛟龙之害,句吴已然。台番以针刺肤,渍以墨汁,使肤完皮合,遍体青纹,有如花草锦绣及台阁之状。第刺时殊痛楚,亦有伤生者。番俗裸以为饰,社中以此推为雄长,番女以此愿求婚媾,故相尚焉。”

  (5)分布于台湾岛的山地的土著民族,过去被称为“生番”的,其文身习俗文献记载也不少:

  清人郁永河《番境补遗》记载有关泰雅族的文身说:“斗尾龙岸番,皆伟岸多力,既尽文身,复尽文面,穷奇极怪,状同魔鬼。”

  《台海使槎录》卷七记载分布于屏东县境内的排湾族的文身说:“土官、副土官、公廨,至娶妻后即于肩背胸膛手臂两腋,以针刺花,用黑墨文之,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公廨只刺墨花而已。女土官臂、手掌亦刺墨花,此即尊卑之别。”同书卷六又记载南投县境内泰雅族的文身习俗说:“水沙莲北港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男不娶。”

  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记载凤山内山排湾族的文身习俗说:“肩背胸膛手臂以针刺花,用墨烟文之,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及公廨只刺墨花或蝌蚪字及虫鱼之状。以文身命之祖父,忍痛刺之,云不敢背祖也。”

  傅恒等编纂《皇清职贡图》卷三对彰化县内土著民族妇女文身说:“番妇针刺两颐如网巾纹。”

  陈叔均编纂《噶玛兰厅志》记载宜兰县境内泰雅族的文身习俗说:“叭哩沙喃,额刺王字者尤逼近尤凶恶。”

  江日升《台湾外记》对台东县境内卑南族的文身说:“明等至卑南觅社,见土番刺身箍肚,硬弓操枪。”

  (6)世居西北地区古称西域的若干民族也曾经有过文身的习俗。如:

  《唐书》:“疏勒人文身,碧瞳,即碧眼胡雏也。”

  《大唐西域记·佉沙国》:“其俗生子,押头匾O,……文身绿眼。”佉沙国即疏勒国。

  《通典》:“(结骨人)丈夫健者,悉鲸手以为异,妇人嫁记,耳以下至胫亦鲸之。”

  (三)原始文身的遗留

  文身作为原始艺术之一种,经历过漫长而又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至近代还在一些民族中残存着,成为原始艺术的“活化石”。这些民族是:黎族、傣族、壮族、德昂族、佤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彝族、苗族、布朗族、珞巴族、景颇族、布依族、台湾的平埔族和高山族等。兹举例如下。

  (1)黎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海南岛志》称:“女人束发,与汉人之居乡者无异。年长必文面,亦有自幼年即文面者。文面有数种:或只画一二线,由两颊直下,至颌下成一曲线;或于口之上下端多数曲线、纵横线者;有两眼下画一二横纹于耳际者;有两颊画一直线至胸际,如挂珠状者。问以文身之故,则云,不文面恐死后祖宗不认识,或云,不文面恐为汉人所娶。闻汉人各居黎村者欲娶黎女,女必以不出外地为要求。则文面之初,或起于惧为异族所得,故毁其颜,今则群以为美观矣。沿海之侾女及陵水、大旗、一兴、二兴、十八村、六村,儋县、安定、临高属内之苗女,其年在二十以下者,则什八九不文面。”

  1934年刘咸在海南黎族中进行过文身专题调查,发表调查报告《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说:“远在商周之世,即知文身以避龙蛇之患,后世记载更多,而此风亦迄不少衰,《史》称南蛮之人,尚此风俗,世则东夷之人行之,中原之人亦行之,至今余绪犹有存者。而南蛮之中,如苗瑶之属,文身之风已不可见,O人俅子尚少行之,唯海南岛黎人,孤挂海外,犹乐此不倦,名曰‘打登’。与波里尼西亚语之‘打都’(Tattoo),颇将近似,语出同源,或可信也。”“黎人祖先概行文身之俗,子孙守祖宗之制,依样葫芦,若生时不文身绣面,取具本支本族或本家之特种标识,则异日死后,祖先因子孙太多,难以遍观尽识,倘不幸祖先不认为嗣孙,则将无所归属,永为野鬼。”“黎人族属繁多,在昔皆行文身之俗,历年以来,因与汉人相接,及官府禁止,文身之事,渐见减少。现今仍行其俗者,有剃头黎、生铁黎、侾黎、大髻黎、小髻黎、细线黎、黑线黎、白沙峒黎、感恩县之东方峒黎、崖县之东黎等族,皆风行之,尤以侾黎为最盛。” 他还发表了《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西南研究》1940年第1号,西南学会刊行,昆明),其中也有关于黎族文身的记述。

  1944年王兴瑞发表《黎人的文身、结婚、丧葬--从史籍上所见》说:“黎人是我国海南岛的土族,至今还保存着半开化的状态。其风俗习惯,与汉人迥异,而文身尤为一个最大的特点。”他根据《海槎余录》“黎俗男女周岁即文身”和《方舆志》“生黎男文臂腿,女文身面”的记载,说:“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非文身不可。”至于黎人文身的动机,认为“起源于模仿祖先”。“因为世界一切民族,没有不经过图腾社会这个阶段的,而黎人的图腾社会遗迹,在现存史籍中尚斑斑可考。在图腾社会里,各部族都有其所崇拜的图腾,或为动物,或为植物,他们都认为这个图腾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因为崇拜祖先,所以所有部族成员都可以模仿图腾动物植物为目的而后生出‘图腾同体化’(indentification) 的行为,这是图腾制度一般而又重要的特征。”

  解放后,1957年,中南民族学院文物陈列馆编《海南黎族情况调查》中确认,本世纪50年代海南岛黎族中还保留着文身的习俗,指出润黎和美孚黎妇女,其纹位比其他支系多,几乎遍及全身。“刺有花纹的地方有:两腿、手背、手腕及手臂一切部分,脸上、胸前、背等……所刺部位亦有一定次序:脸、背、胸前、腿、手。所刺的花纹以圆形和曲线形特别丰富为其特色。”自1992年起,宋兆麟以《热带雨林与黎族文化》为题先后三次对海南省进行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中确认,在该民族5个支系中,除德透黎地区不见文身外,在其他支系中还看到40岁以上的妇女还普遍留有文身和文面的痕迹,但各支系对文身起源的传说各不相同,纹样也有很大区别,其中的侾黎仅文面部,美孚黎则最为复杂,几乎全身都有纹样。(见作者调查报告手稿)

  (2)独龙族

  独龙族在《元一统志》里称“撬”,清代称“俅”,世居云南独龙江和怒江两岸,以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与内地隔绝。解放前还处在原始社会父系家族公社时代。清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说:“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怒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子披发,着麻布短衣裤,跣足。妇耳缀铜环,衣亦麻布。种黍稷,O黄莲为生。性柔懦,不通内地语言,无贡赋。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独龙族是纹面的民族,《新唐书》称“纹面濮”,《南诏野史》称“绣面部落”。清末民初以来,关于独龙族纹面的记载日渐其多。《云南北界勘察记》:“上江(指独龙江上游)女子,头面鼻梁两颧上下唇,均刺花纹,取青草汁和锅烟揉擦入皮肉成黑蓝色,洗之不去。”“女子不着衣裤,上下围以麻毯二条……。满面皆以刺刺小孔,涂以黑色,使成花纹以为美观,否则必为人所笑耳。”“下江一带妇女,则唯刺上下唇或只鼻尖刺一圈,下唇刺二三路不等。”有的地方“女子仅颌部刺以黑花,并不满脸刺也。”《滇西北段未定界境内之现状》:“女子仅颌部刺以黑花,并不满脸刺也。” 陶云逵在《俅江记程》里说:“俅女至十二、三岁即文面,据说是怕察蛮(指西藏察瓦龙藏族土司)拖走用以偿牛债,怕傈僳拖去尸骨当钱粮。”

  据1958年的调查:“独龙族的女子在头、面、鼻梁、两颧、上下唇均刺花纹。” 另据1960年6月俸万恒等《云南省贡山县第四区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第二行政村独龙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独龙族女人文面的习俗一直继续到解放初期。“不是人人都会文面,有的几个寨子才有一个女人会纹,所以近处的女孩都到她那里去纹。会纹面的人并不以此为职业,她为别人纹面也没有什么代价,只不过是人之常情,去纹面的人多少也送点礼,如粑粑、酒之类酬谢。”“清朝末年,夏瑚进怒江时,曾下令禁止独龙人纹面(贡山人已不纹面),给别人纹面者割其手,纹面者剥其皮。后来察瓦龙土司依旧统治此地,仍强迫大家纹面。国民党时期,军政人员苛虐独龙族人民为察瓦龙土司提供了借口,他们大肆宣扬,不纹面的人,汉人要抢去。于是为防汉人来抢,纹面一直延续下来,且多在少女时便纹上面。”

  参加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洪俊1986年所撰《独龙族的原始习俗与原始文化》说:“纹面是独龙族的风俗。独龙族纹面只限于女子,没有男子纹面的。其纹面特点是地区不同,图案也有不同,图案同氏族无关。在独龙江上江地区(布卡汪村以上)是满脸纹面,即鼻梁、两颊、上下唇均刺花纹,下江一带,两颊以下,上下唇皆刺。江尾一带,则只见纵刺下颌二三路,有如男子下垂的胡须。……独龙族纹面的年龄,一般都在十二、三岁或十四、五岁间,有表示成年的意思。解放后,通过教育,基本上已停止了纹面,但个别情况还是有的,如龙元村的一个纹面妇女,1984年只有27岁。”

  独龙族妇女纹面的部位和图案,据《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报导:“独龙族妇女纹面样式特点,只纹脸面朝前之突出部分,其他部分不纹。”“双眉相会的眉心处刺·〕|〔·;其下的鼻梁至鼻尖,竖刺稍大的相连的菱形纹三至四个;两侧鼻翼贴着鼻孔的上方,各刺∧纹两个;接着鼻翼两端的面颊,经颧骨向下至下颌汇合,刺以稍小的相连的菱形纹,组成一个较大的圈;鼻下‘人中’部分,沿上唇横刺∧纹四个;贴近两侧嘴角的上方,各竖刺斜条纹三条;起于两侧嘴角的下颌,在方圈以内,也刺竖条纹约十条;两眼以下,即从鼻梁两侧至于双颧,以及脸颊的方圈内其余空间,均横刺点状纹八、九排。”(第38页)

  (3)傣族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称傣族为“滇越”。《后汉书·和帝本纪》称傣族为“掸”。唐以来的史籍中称“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等。宋称“白衣”。后来的“百夷”即从此而来。百夷族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居住在今浙江、福建以至云南西南地区的古越人有密切的族属关系,彼此以“断发文身”为其共同习俗。这种习俗即使在今天也还在傣族民间保留着。傣族文身的特点是男子文身,而且近代的文身与男子进寺院当和尚的习俗有关。

  1933年李佛一在其所著《车里》一书中写道:“O族(即傣族)男子尚文身雕题,当学僧之初,即由其爬竜于胸背额际腕臂脐膝之间,以针刺种种形式,若鹿若象,若塔若花卉,亦有刺符咒格言及几何图案者。然后涅以丹青,贵族尚赤,平民以墨。否然者,妇女群非笑之。以故无老幼,无不身首彰然者。”

  江应梁在《O夷民族之家族组织与婚姻制度》一文中说:“文身为今日腾龙沿边近缅甸地之遮放、猛卯、陇川诸土司区中O夷男子盛行着的一种风俗。”

  解放后,宋恩常等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调查》中证实:解放初期,在这些地区的傣族男子中还保留着文身的习俗,而且这种习俗是与进寺院当和尚分不开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记载:“过去傣族男子七、八岁起开始文身进行文身同进入寺院当小和尚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文身具有护身符的作用,有的男子甚至刺刀枪不入的傣文。”(第119页)1984年3月,云南民族学院的李子泉等调查了耿马县孟定区的文身遗俗的情况,在《耿马县孟定区的傣族文身》中指出:“孟定是文身的发源地之一,西南边疆傣族地区的双江、沧源、耿马等地的文身技艺都是孟定师传。现在这里聚居着傣族的傣勒(水傣)、傣捏(汉傣)16000多人。”

  (4)台湾的高山族

  20世纪,日本据台后,为了统治和开发的方便,曾对高山族作过普遍的调查,并出版了《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与《蕃族调查报告书》各八卷,对文身习俗有详细的记载。从此二书中得知赛夏、邹、鲁凯三族也有文身遗俗。

  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家何廷瑞于1952年到泰雅族进行猎头调查时,发现猎头与文身习俗有关,因而同时对文身习俗作了调查,并于《考古人类学刊》1960年出版的第15-16期发表了《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长文,记述了他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在调查方面,作者足迹遍及保存该习俗遗留的土著诸族各主要部落。”他确认台湾有五个民族是文身的民族,这五个民族是:泰雅族、赛夏族、排湾族、鲁凯族和卑南族。(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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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泰雅族的文身习俗遗留在三群内虽互有不同,但普遍地各社均保存着。大概在年龄50岁以上的男女都保存着。”“赛夏族的文身习俗在北赛夏群、南赛夏群两群中均普遍地存在,但两群之间的文身略有差异。因赛夏族分布在浅山区,与开化民族接触的机会多,所以其习俗的革除也比泰雅族早。大致在60岁以上的男女才有保存着。”“文身习俗在排湾族的Raval,Batsul两群中均曾通行。唯Batsul群中的 Sabudek, Parilarilao两区早已消失了。现在所见文身者多为45岁以上的贵族男女。”“鲁凯族的文身习俗在下三社、鲁凯、大南社三群中均曾通行。但三群的文身部位、花纹等各有很大的差别。现在所见文身者为45岁以上的男女。”“卑南族诸社的文身习俗分布状况不一,最普遍的是知本社;在射马干、大马六九两社也有少数曾经通行,至今卑南社几乎不见。现在所见文身都是50岁以上的男女。”

  (四)文身起源的传说

  关于文身的起源,在一些近代还留存着文身习俗的民族中,研究者们搜集到一些传说。在这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中,世代传承的口头传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第一种:文身为种族特种标识

  刘咸在黎族中采得一则文身起源的传说:黎人祖先,子孙守祖宗遗制,依样葫芦,若生时不文身绣面,取具本支本族或本家之特种标识,则异日死后,祖先因子孙太多,难以遍观尽识,倘不幸祖先不认为嗣孙,则将无所归属,永为野鬼。 文身作为祖先辨识后代子孙的标志,这种观念在原始民族的灵魂返祖信仰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国一些民族认为,人死以后,其灵魂返归祖先居住的地方,经过迁徙的民族则返归其祖先发源地,因此,与祖先认同,对于这些民族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可见,文身与灵魂观念一样古老。

  第二种:族类识别

  刘咸在黎族中采得一则传说:由于上古时,族类相残,每俘虏妇女,载之俱归,为战利品。因此各族妇女,每到成年时,均鲸面文身。各民族有自己的图识,不容易混淆,易于辨识。同时,失去了女子的美妍,也免为俘虏。

  何廷瑞在台湾大隘村的北赛夏群大隘社采录一则传说:其祖先本无文身的习俗,但因常被邻泰雅族误认为平地人而被猎头,于是两族协妥,本族采用刺面为族徽,此后才得免于灾害,而此种习俗也就从此流传下来。

  何廷瑞在台湾福山村的泰雅族所采得的一则传说:太初只有女人刺面,但祖先居住于发祥地时,因人口的增加,议定把人口的一半移住于平地,为求公平,将人口平分为二,各登相对峙的山顶,以喊声的大小来衡量双方人数是否相等。想下山的一群的领袖较狡猾,预先把一部分人匿于山后叫喊。由于喊声的小,乃从留山的一群补人来。第二次喊时,要下山的全体喊起来,其喊声压倒对方,留山的一群发觉受骗,要求归还人数。下山的领袖不但拒绝,还扬言说:“我群要冶铁,所以需较多的人,若你们对我们有不满或以后发生争议、是非时,你们可以猎我们的头颅的成否来作判断。”说毕,悠然下山。留下受骗的祖先为了报复,依其诺言开始猎头。但多次的战斗常误族人,为避免误杀,男人便开始刺面,以与他群区别。

  第三种:近亲或人兽婚配

  何廷瑞在台湾力里村的排湾族 Batsul 族群 Chaobobol 区 Rarukruk 社采得一则传说:太古之时,洪水泛滥,除一对有福气的兄妹外,其他所有的人类都遭淹灭,两人暂住于 Kaburugan 之 Bute 地方。因只有他们两个人,妹妹想到人类不可绝种,乃自行刺面,骗得哥哥婚媾,但不幸的是,所生下来的都是残废的,于是两人商议分离,一人到 Paqaroqaro (台东方面),一人到 Pairan (平地)去。他们的孩子也相继离散,到达 Rarukruk 社的便是其子之一,名叫 Kazagiran 。……现在的头目就是他的后裔。

  据何廷瑞在台湾秀林乡采得传说:昔时有头目,因其女身体残疾而恼羞。他给她许多财宝,叫她与一狗乘舟飘流,此舟在大洋里飘流了几天后到达太鲁阁海岸。他们登陆择地而居;狗每天疾走山谷,捕兽鱼来养活女主人,如此过了几年。有一天狗对主人说:“我忠实地为你觅食物已有多年,但从未得你的报酬,因此,自今以后我想离开你。”主人听了大惊说:“我在此地受你的照顾甚厚,此恩怎可不报,幸我识一女人,有刺面,我去接回给你做妻子吧!”几天后,果然来了一刺面的女人。他们婚媾后繁殖了太鲁阁人。

  同样的人兽婚媾的传说在海南岛黎族中也有。刘咸据陵水王勋讲述记载如下:远古之初,皇帝有女,病足疮,召百医不能治,布告天下,谓有能疗公主之疮者,即以公主妻之,卒无能应者。久之,有黑犬至,为公主舔愈之。是时帝已薨,唯命令具在,不可废言,公主遂妻黑犬。未几,生一子,及长,喜游猎,每携黑犬偕,犬亦自告奋勇,每猎必有所获,常得野猪糜鹿,及其它巨兽,价值无算。无何,犬渐衰老,每猎虽随行,然以力弱不足供奔走,子怒而杀之于山中。归而告母,母泣甚,子怪而问之,母曰:“此汝父也,吾少时以病足疮,求百医莫能治,彼舔愈之,遂嫁而生汝,汝年幼,故忍以未以告,今汝杀之,痛何如也!”于是,母子相抱大恸。会是时,天变地迁,灾难突起,人群灭绝,仅遗此母子二人,第母子不可以婚媾,而人类更不可以灭绝,于是上帝降旨,令其母涅面,俾子不能识,使之结为夫妇,生殖繁衍于世界,黎人即其中之一支。

  第四种:避夭亡

  文身作为一种巫术手段,具有辟邪祛灾的象征作用。据何廷瑞在台湾玉峰村泰雅族 S qoleq 群 Maliqoan 社所采的传说:古时许多年轻女人不知何故连续死亡,使人人震惊。一夜,神灵显身于一女前,对她说:“若行文身,则可避祸。”当时尚无人知道文身的技术。但一位聪明的男人从女人上衣的花纹,想到在女人的脸上用黑烟刺纹。此后,不明的死亡就停止了,也使他们得到较长的寿命。

  第五种:美观

  何廷瑞在台湾茂林村的鲁凯族下三社群 Torulukana 社采录的传说:从前有两姊妹,本来与父母、叔父住在一起,但一天父母出去采水果时,被敌人馘首,于是叔父前往报仇,也一去不返。遗下的二姊妹长大后,为怀念失踪的叔父,乃离家寻访。她们在旅途上喊着叔父的名字,竟听到应声,到达其处时发现一老人,两人告知来意,并劝他回家,但老人不肯,只说愿替她们留点纪念。旋即挖地窑,烧火焙窑后,叫二女进去,且告称当脐皮脱落时叫他,他就会来开窑的。然后用土石塞住窑口,不久,窑内传出喊声,老人立刻放出她们,并带到河里洗澡,一洗全身显出美丽的花纹。两人告别回社后,社内女子都羡慕其身上的美丽花纹,于是大家相继模仿,但费了很大劲,只能做到手纹而已,此后刺手纹的习俗就在女性中流行了。

  第六种:对猎首男子的奖励

  在有的猎头民族中,对于猎敌首多的男子,将人首纹刺在自己胸膛上。此后,社人有猎首者便仿效他。台湾的鲁凯族就有这样的习俗。

  上述六种类型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身起源的种种动因,或作为血缘族群之标志,或作为辟邪祛灾之巫术手段,或做为猎首多寡之标记,或为了美观,等等,对研究文身这种原始文化现象,有重要参考意义。

   恩·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42页,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Lumboltz, Unter Menschenfressern, p.135. 转自恩·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44页。

   B. Spencer and J. Gillen: Across Australia, Vol.2,pp.287,288.

   J.G.Frazer: Totenism and Exogamy, Vol.1,p.29.

   马克·格雷厄姆《置身于两种文化中的当代土著》,金辉译,《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4期。

   C.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第3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作者说:“赤色、红褐色是猕猴脸色的特征,奉猕猴为祖的吐蕃人为了让猴祖认识自己,同时也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表明自己是猴族,于是模仿猕猴的形貌和行为,用赤色、红褐色的颜料在脸上涂成像猴一样的红脸。”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第130-131页,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集第201页,中央研究院1938年。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台湾大学1960年。

   刘凯《鲜为人知的青海傩文化》,《中国傩戏傩文化研究通讯》第2期第288崐 -289页,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3年。

   杨继林、申甫廉《中国彝族虎文化》第6-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拉特采尔《人类学》第2卷第567页。转自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第128页,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拉特采尔《人类学》第1卷第92页。转自《没有地址的信》第126页。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第127页。

   F.Boas 和 J.R.Swanton 的论述。转自岑家梧《图腾艺术史》第33-34页,学林出版社1986年。

   这个论点是刘敦愿先生提出来的,见《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刘敦愿《再论半坡人面形彩陶花纹》,《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张松柏、刘志一《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报告》,《文物》1984年第2期。

   盖山林《阴山岩画》第36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1929年。

   陈志良在《文身与图腾的关系》一文里就指出殷墟发掘的这件石础人的花纹 是原始文身。见《说文月刊》第2卷第522页,1942年。

   胡厚宣《殷墟发掘》第55页。

   刘敦愿上引文。另外他还在《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中也阐述了同样 的观点:“传宁乡出土的‘虎吞人卣’,全器塑作坐虎之形,后肢与尾鼎立为三,器口开在虎之颈部,有盖,并装有提梁,虎之前肢与一个断发文身互相拥抱,人头置于虎口之中,形制最为奇特。”见《江汉论坛》1985年第2期。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第403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岛夷志略校释》第29页,汪大渊著,苏既廎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第一集,南京。

   王兴瑞《黎人的文身、结婚、丧葬--从史籍上所见》,《风物志集刊》1944年第一期,重庆。

   转自刘达成《独龙族的文面》,《民族文化》(昆明)1981年第1期。

   转自洪俊《独龙族的原始习俗与原始文化》,载《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6年。

   转自刘达成《独龙族的文面》。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第100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

   《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第91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第218-2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何廷瑞《台湾土著诸族文身习俗之研究》,《考古人类学刊》第15-16期第7,16,18,25,28页,1960年,台湾大学出版。下文所用他的资料均出自这篇文章。

   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1938年。下文所用他的资料均出自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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